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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

中国为何在贝伦论坛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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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30日 | 公共机构管理

刘宁荣博士

冬雪纷飞的瑞士山城达沃斯,全球政要聚首探讨「重造危机后的世界」,夏日普照的巴西海滨城市贝伦则在1月29日举办「世界社会论坛」,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为主题,与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叫板,探寻资本主义受到重创之后的发展新途径。

与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相比,在亚马逊河出海口的贝伦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并没有引起主流媒体,也没有引起中国媒体多少的兴趣。这已是该论坛的第八届会议了,与会的元首规模自然无法与达沃斯抗衡,只有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拉丁美洲五个国家的元首出席,参会的是来自全球各地十多万社会工作者与非政府组织成员,而非达沃斯论坛上富裕和成功的企业家与金融家们。但该论坛并不因此失去它的重要性。

其实,「世界社会论坛」在2001年成立时有其特定的背景,那就是他们希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外发出另一种声音。当达沃斯论坛成为美国式的放任资本主义的讲坛,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与政府管制都被视为不「道德」时,世界则需要正视「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因此他们的目标是挡住让南北差距加大,贫富悬殊加大的全球化潮流,寻找另一条更有人性,更能持久的发展之路。他们并不认为单纯依靠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因此政府的干预不仅必要,而且从文明社会的角度而言,任何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考虑人道、环境、民众的优先需求,而非利润这单一的目标,而过去被众多国家拥抱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赌场经济」。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终于让他们受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社会论坛」则有点先知先觉。在此次达沃斯论坛上,从温家宝,到普金,再到克林顿等全球政治家无不认同美国式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银行家们的赌徒心理是这场危机的根源。自2001年首届论坛在达沃斯举行之后,「世界社会论坛」年年都与「世界经济论坛」打擂台,并特意选择发展中国家举办论坛,对抗「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此次选择贝伦作为论坛举办地就是希望引起世人对亚马逊河环境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土族人的生存所引申的少数族裔和贫穷问题的重视。

上一届就选择了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作为「世界社会论坛」的主办城市。但上一届论坛,中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论坛最激烈争论的主题,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关系竟然成为一些非洲与会者攻击的目标。他们指责中国在发展与非洲的经济关系时正重复过去欧洲殖民者的老路,收购非洲国家的大型企业,导致中小企业破产,甚至没有雇用当地劳工,连老牌的殖民者都不如。中国民众在听到这些指责时想必都会发问,这到底真的是中国在非洲人眼里的形象吗?中国到底在非洲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中国在非洲真的做了不少。中国每年向非洲提供三亿美元的贷款,两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并在2006年全部勾销了非洲政府在2005年到期的贷款。中国还设立了中非发展基金,投放五个亿支持中国的企业在非洲投资。因此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布局也越来越大,在赞比亚和刚果拥有铜矿,在南非拥有金矿,在津巴布韦拥有铝矿,苏丹石油出口的六成、安哥拉的三成五都是销往中国,加蓬的木材出口近五成、赤道几内亚六成的最终目的地都是中国。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形象在非洲的政府官员里是极其正面的,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却越来越负面,那就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并没有让多少普通民众受益,而是让政府高官甚至是腐败的政府高官获益。

从这一层面来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这场「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发展与他国的经济合作中,也必须考虑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般民众的需求和感受。问题在于中国并不太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反而处处提防与阻碍它们的发展,甚至担心它们发出的不同声音,这使得它们在国内与国际上都无法扮演应有的角色。因此,只有让更多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类似的「世界社会论坛」出声,才能帮助更多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并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有益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这些非政府组织重视社会正义与平等机会,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他们的看法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面镜子,防止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陷入忽视社会需求的陷阱。因此,中国需要在贝伦发声,需要对「世界社会论坛」探讨的议题给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