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参加港大SEA企业研究院华南高管俱乐部的成立仪式，我非常开心！听了校友阿邝的演讲，心里满是感动、感恩和感谢。感谢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港大ICB SEA）的校友们跟学院一起走过了一年又一年艰难又美好的岁月。我一直说，如果没有港大ICB SEA的校友们，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因为你们，我才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我才觉得这十多年的坚守是值得的。

过去的十多年对我个人来说是最为辛苦的十年，但也最值得留恋的十年。正是每一位校友对学院的这份情怀，以及校友们的奉献精神，让我感动。在疫情下，大家排除种种困难，校友俱乐部纷纷成立。就像阿邝说的那样，在准备这次俱乐部成立的过程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被叫停的谷底，今天终于来到了云端之上的这个音乐厅，开启华南高管俱乐部的旅程。

站在“云端之上”，回想起三、四十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只是一片荒芜的泥滩野岭。更早的时候，曾有一群乡下人来到这里，他们来自广东的农村，因为饥饿和贫穷，冒着生命危险游过这片大海，去对岸寻找美好的新生活。今天，我们再往大海对岸看一看，再环视这边的高楼大厦，变化万千、思绪万千。

1988年，我第一次来到蛇口，从罗湖跨过福田、跨过南山，来到这片土地。那时，这里没有大楼，没有典雅的音乐厅，超乎大家想象的落后。从这片土地的变化可以看到，过去四十年，我们国家所走过的发展之路、变革之路是惊人的，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从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如此。这样的变化也离不开我们校友们的一份努力，未来的发展并非易事，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我们就会越来越好。

当我们思考过去几百年间全球的变化，大家一定会想起十三、十四世纪蒙古大军横扫欧洲的情形。有人说，那是一场真正影响世界发展的“第一波全球化”。但也有人说，那个历史事件太久远了，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今天的俄罗斯人是蒙古人跟维京人的后代，蒙古人占领了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和俄罗斯地区，也改变了欧亚之间的融合。所以，它的的确确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迁徙，或者大融合，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全球化。

现代的全球化跟科技革命紧密相关。第一波改变我们发展的科技浪潮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蒸汽革命，织布机不再靠水力而是靠蒸汽快速提升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火车取代马车产生了历史上真正的供应链革命，新航线的开通让世界变小了，科技连接了世界。蒸汽革命加速了工业革命中商品国际化的潮流。

此后的第二波科技革命是电气革命，电气革命诞生了西门子这样的跨国公司，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电气取代蒸汽成为新的能源，世界又进一步变“小”了。后来的汽车革命加速了美国经济的成长，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高速公路等基建的快速发展就离不开汽车革命。

但真正构成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是信息革命。我们在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赶上这波信息革命的新浪潮，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崛起就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企业搭上了信息革命提供的机遇“班车”。

如今，我们又要进入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元宇宙革命。从AI到5G到Blockchain（区块链）的发展，都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

但是在当下，我们面对的困难显而易见。两大事件毫无疑义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那就是新冠和俄乌战争。其一，我们正要进入一个AC（After COVID-19）的世界，也就是后新冠时代。过去的两个月里，奥密克戎（Omicron）新冠疫情袭击了香港、深圳、上海等地。后新冠时代下，全球化将会开启全新的格局，到底全球化是否就此寿终正寝？正在上海发生的“封城”在一些人看来是压垮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二，毫无预兆的俄乌战争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一球两制”的格局更加明显，全球化的格局发生巨变。

俄乌战争以及新冠疫情，让七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波全球化就此划下了句号。早在2017年，我就看到了这个趋势，也跟大家分享过多次，阐述了将要出现的逆全球化的情形。特朗普上台之后，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蓝领阶层对后冷战时期的快速全球化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解读。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里，如果有所谓的赢家和输家，那么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是输家，中国是赢家。在西方的一些左派人士看来，富人是赢家，穷人是输家。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确实造成了欧美蓝领阶层日趋贫困。

全球贫富悬殊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想走逆全球化的道路。中国是过去四十年这波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我们仍旧希望拥抱后新冠时代的全球化趋势。我曾经把后新冠时代的全球化定位为“半全球化“时代。俄乌战争、新冠疫情，尤其是正在上海发生的疫情防控，让欧美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融合不可能持续。

其实两年前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西方也认识到这一点。欧美大量设备和商品需要从中国进口，而疫情在中国肆虐的时候，影响到了西方各国本身的供应链。上海的围城让更多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中国会给自身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

在后新冠时代，西方国家会彻底改变疫情之前相互依赖的全球供应链系统，各国的自主性会越来越强。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的国情咨文（2022年3月1日）里说的一句话，获得了两党最热烈的鼓掌声。大意是，从现在开始，不管是美国高速公路的护栏还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上面的钢材都需要在美国制造。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占全球的1/4，而中国大量进口乌克兰的小麦，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国。俄乌战争后，乌克兰已经在考虑是否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是否应该去寻找别国的市场。我们这一年经常听到一句话：“中国人的粮食饭碗要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说，后冷战时代的全球融合，各国互相分工、依赖和支持的情形，在未来二十、三十年，我们是看不到了。各国的自主性将会越来越强，这跟过去四十年全球化的趋势相比，是一种“反动”。

俄乌战争让我们看到了第二个发展趋势，不同集团之间的角力更加白热化，当然，这不会是冷战时期的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的对立。全球GDP占比约54.6%的西方阵营，包括欧美日等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韩国，跟全球GDP占比约1.8%的俄罗斯在打这场战争，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平衡的对抗。虽然中国的经济力量比俄罗斯要强得多、好得多，我们的GDP占全球18%，是俄罗斯的10倍，但18%与54.6%之间仍旧是相当大的距离。

虽然不会出现冷战时期的两大集团对立，但中国在相对处于守势的情况之下，如何努力推进全球化，跟更多的国家经济融合，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不仅要跟GDP占全球接近55%的发达国家交流、合作，而且同样需要跟巴西、土耳其、印度、俄罗斯等等这些新兴经济体进行合作。只有更好地合作，我们才能够壮大自己。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努力发展区域性的组织合作，如跟东盟国家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中国也加入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地区性贸易组织，也积极创造条件希望加入过去美国主导的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还积极满足欧盟在劳工保护问题上的要求，以便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获得欧盟的批准。如何透过与不同集团、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获得更大的利益，是中国需要特别谨慎考虑的问题。

俄乌战争之后，世界各国被迫站队的压力越来越大，欧美日等西方阵营空前团结，非西方阵营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即便不想完全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队伍，但这个阵营的力量过于单薄。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美国特别将目标对准中国，将围剿中国重要的印太战略伙伴印度轻轻放过。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日益明显的趋势是，欧美日阵营越来越将中俄作为一个相关联的松散联盟看待。    

如果中国在俄乌战争之后被定义为这样的对手，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利。中国加大内循环，打破内部的经济壁垒，这对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固然重要，但在外循环上如何保持与各国的经济合作同样重要。

过去几年，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成为限制全球自由流动的阻力，但另一方面，从数字平台技术发展而来的平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贸易和跨国商品流动。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三家中国互联网巨头搭建的平台架构，不断地改变传统的贸易和商品流通。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四家美国互联网巨头对货物及服务贸易形成新的垄断，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不仅颠覆了以往的市场架构，而且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平台经济使得众多小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全球贸易，阿里巴巴就促成了不少中小企业的跨国贸易。在目前内地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BAT在互联网时代所建立起来的优势必须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得到加强，成为带动中国中小企业走向世界的平台。前两天我就遇到一位校友，他与过去的澳大利亚商业伙伴合作，澳大利亚人在欧洲前台，他在中国后台，成立直接面向欧洲不同国家的线上销售平台。这是全球贸易的新趋势，数字平台逐渐从国家手上分享全球贸易更大的控制权。

根据天眼查2020年的资料，中国有超过60万家跨境电商企业，去年前五个月中国新增的跨境电商企业就超过4万家，20多家跨境电商平台和服务商获得的融资金额就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当然，这样跨境的平台，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去年5月开始，亚马逊对基地设在深圳的电商采取的封店行动，两个月内就有5万多中国卖家被封店，被封号的大卖家有十几家，涉及品牌40多个，中国电商行业的损失超过千亿元。

亚马逊在去年5月表示，“卖家滥用评论”是他们封店的主因，卖家透过“刷评”的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不过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最大的原因是美国的对手无法与中国的卖家竞争，就选择中国商品的知识产权做文章，这是中国商品在亚马逊上被禁的最直接原因。

第四个趋势是，后新冠时代下，各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可能重启，这意味着老百姓享受更加美好生活的条件会受到影响。俄乌战争之前，不管美国给德国施加多大的压力，德国都不愿意在国防上增加太多的支出，俄罗斯挥师西进，德国主动将国防开支升到GDP的2%，日本人也蠢蠢欲动。所以，后新冠时代，全球国防开支增加，全球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俄乌战争并没有如大家事先预料的那样短期内结束。俄罗斯的评估错了，中国的预测错了，美国的预判也错了，几乎没有多少人猜对！不仅没有猜对，而且这场战争如今看来很有可能成为持久战，今年内都可能无法结束，这场战争已成为代理人的战争。欧美将在军事设备、军队训练等问题上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这也为不同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提供了理由。

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也日益明显。澳英美的新军事联盟无疑会加大这一地区的军备开支，台湾海峡对岸也以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为由大幅度加大对美国的军购。美国的军工企业从中获益匪浅，但军备竞赛加剧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五个趋势是，中美在科技领域的脱钩加快。芯片、AI和5G这些技术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极其重要。美国通过高精尖的技术给乌克兰提供大量情报，不需要向战场输送一兵一卒，与俄罗斯在战场上见分晓，靠的就是高科技。

这场新冠疫情，也使西方看到了中国如何有效利用AI技术成功地管控社会，这令他们感到恐惧。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美国想方设法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大幅度和大面积地脱钩。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这几年有很多内地学生涌到香港读书，尤其是硕士课程。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很多内地学生无法前往欧美国家；另一方面是因为欧美国家加强技术保护，中国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科技相关的专业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驻英国前大使刘晓明在接受BBC的采访时曾经说过，十九世纪，英国人来到北京，想叩开大清王朝的大门，要求自由贸易，大清国把大门紧闭，这造成了中国后来的落后。今天，英国人也不愿意使用中国的5G技术，英国人是否也想走向衰落？很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英国人和很多国家一样，正在建起技术自我保护的壁垒。

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中国，如何吸引全球最尖端的科技人才是一条艰难之路。但全球人才自发、自愿、甚至千辛万苦地流向美国。在硅谷，最大的人才库来自印度和中国，特别是印度人在硅谷如鱼得水，除了语言的优势之外，印度人才在科技、教育、管理领域也同样有不少优势，美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位二分之一印度血统的副总统。

美国的AI人才很多来自国外，其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中国，这是美国在AI领域的人才和研究上超越中国的原因之一。以前中美关系比较好，很多美国华裔科学家能自由地来到中国与中国同行一起做研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陈刚教授就曾跟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合作，特朗普的中国计划以他所谓隐瞒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为由，差一点将他送进了监狱。

所幸的是，他的项目从头到尾都上报给MIT，美国司法部找不到他的罪证，要跟他达成庭外和解，要他承认自己犯罪以换取自由。他说，我没有做任何错事，为什么要承认？MIT的100多位科学家、教授以及员工都写联名信支持他，MIT甚至为他支付律师费。最终，他获得无罪判决。

但不是所有美国华裔科学家都像他这么幸运。有的即便没有进监狱，但是教职没了；有的甚至科研断档两三年，以前的研究也毁了。对中国来讲，跟美国科学家，特别是美国华裔科学家自由交流，恰恰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通道。现在，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脱钩政策已经开始影响我们。

我以上提到的种种影响，有些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有些会是长远的影响，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会逐渐显现。如果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中看趋势，五十年前尼克松访华，至今刚好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是中国加速跟全球融合的过程，尤其是加速跟西方国家的融合。我们当然需要跟发展中国家合作，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最大的贸易国家是美国、欧盟国家、东南亚国家，跟他们合作极其重要。但是，俄乌战争以及新冠疫情，在后新冠时代，过去五十年的合作融合趋势无疑将被彻底颠覆。

过去的五十年，西方希望中国开放；未来的五十年，中国必须努力防止西方对我们关上大门。因为没有开放，就没有今天的蛇口，没有今天的深圳，没有今天的中国。这是我们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成功经验，既然是成功的，那就必须坚守下去。未来的五十年，中国跟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大，这是未来五十年无法改变的发展趋势。

谈完未来的五大趋势，大家最关注的一定是未来几年全球的经济环境。这次内地行，几乎跟每一位校友交流，都能感受到大家的艰难，但也能够感受到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更勤劳、更努力的了。不管是80后、90后还是00后，校友们的努力就是中国的写照。中国人即使不得不暂时躺平，有机会都会燃烧发光。中国人只要给到一丁点儿的机会，就会奋不顾身地抓住它，发展好自己。因此，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依旧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2022年，中国进入所谓的“五元年”，也就是GDP增速不再可能保持在6%以上，官方公布的目标是5.5%。“五元年“的发展，第一季度甚至第二季度，我们面临疫情困扰，对经济发展冲击巨大。各国在”后新冠时代“由全球化的精准分工转变为强调自主发展和自力更生，但在今天的世界，各国依旧离不开“互存”和“互助”。

深圳封城，特别是上海封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深圳港、上海港的防疫封控可能加速疫情后对全球供应链的颠覆性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会加快离开中国的步伐。短期内，全球通货膨胀肯定加剧，美国通货膨胀本来已经严重，超过了7%，如今已升至8.5%。而俄乌战争尚未结束，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制裁且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又不愿意提高石油产量，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石油价格有可能会上涨。全球供应链因中国的封城行动受到冲击，这肯定引发全球商品价格不断上升。

美国依旧是全球经济的引擎，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大量印钞依然令人担心，这有可能导致美国进入一个滞胀时期。如果美国经济萎缩，全球经济危机将迫在眉睫。我不认为今年会发生全球经济危机，但是其发生的可能性远比去年要大。如果发生就一定远比2009年的危机严重，有可能与1973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一样，会带来新的一次大转变，那次危机也是美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源头。

今天，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远比过去一百年间任何大国之间的冲突风险大。后新冠时代，美国会加快实施特朗普时期启动的计划，将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这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有多快的问题。尤其是全球疫情防疫战略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与病毒共存，中国仍旧以清零为目标，在这种南辕北辙的战略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可能会搬到越南、印度，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并且需要找到解决之道。

中美的竞争与美苏对抗不同，与美日矛盾不同。八十年代，美国和日本在制度上、意识形态上和安全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美国不愿看到日本的经济实力坐大，超过美国。美国跟苏联竞争时，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经济融合也不多，但毕竟在文化上接近一点，俄罗斯跟美国之间还可以说自己都是白人。

而中美之间除了经济纽带之外，基本没有太多共同点。中美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黄种人和白人之间的竞争。如果我们不能在经济上跟全球融合的话，在中美对抗这一长期趋势下，中国的风险就会更大。在座的各位朋友都是企业家，我们必须理解，只有在经济上跟全球融合，不仅要保持、甚至要提升过去四十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与全球的融合度，中国才可能发展得更好。

在变化的大趋势下，新的经济版图也在重新形成。英国经济地理学家彼得·迪肯（Peter Dicken）早在上个世纪，在其畅销书《Global Shift: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全球性转变：绘制世界经济变化的轮廓）一书中就提到，全球化具有地方和区域的维度，需要将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空间层级的地理过程紧密联系起来。

上个世纪，大家的目光早就关注加州的硅谷、新英格兰的波士顿、英国的伦敦这样的地域空间和产业空间。深圳、香港，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而言，极有可能引领中国未来的全球化走向。

因此，今天在深圳湾云端的这一场聚会，意义非凡。透过窗外，我们可以环视香港和深圳。四十年前我们的脚下是一片荒芜的土地，想象一下四十年后对面的香港北部，也会与今日的深圳一样，高楼林立。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高楼里有全球最好的人才、最顶尖的技术、和最有创新力的企业。这离不开深圳与香港的融合，离不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