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ICB 2021年春季开学典礼暨工作坊

致辞全文

（2021年6月26日）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在线上见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以及来自各地的朋友们。这次春季开学典礼延期到6月26日，原本希望我们能够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是非常遗憾，不仅未能如愿，而且疫情变化导致广州与深圳的在地开学典礼都受到一定的影响。无论如何，这场疫情已持续一年零六个月，今天早上我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钟南山院士说今年7月份，内地跟香港之间可能有限度地通关。这可能是一年半以来我听到的最好消息之一，我希望两地可以通关，我们可以面对面在一起。

不久前，我到内地停留了近50天，深刻感受到只有面对面的沟通与交谈，才能更好地了解内地的巨大变化以及存在的挑战。在疫情之后的不确定时期，许多同学来到ICB学习，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去思考过去创造的奇迹、经历的困难与感受的痛苦，找到新的参照物，锚定未来发展的方向。重返校园确实是思考过去与展望未来的最好方式，ICB提倡“三三三”的终身学习模式，除了向老师学习、向同辈学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向自己学习。向自己学习的重点就是“如何反思自己的过去”。

在此我首先想分享ICB 2010年至今在内地的发展进程，为什么我们会创办这样一所中国商业学院。ICB践行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这个理念并非起源于今天，香港大学自1956年就开始推广持续教育与终身学习，在整个亚洲率先设立专属的教育机构，将大学课程带到专业人士所在的市区里。五十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终身学习或持续教育扮演的角色跟今天是不同的，高等教育在内地与香港都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最初内地与香港的大学录取率都非常低，终身学习及持续教育最初的使命是帮助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群完成大学教育。

今天的教育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香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内地每年高考人数达上千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比例上升到近60%，这意味着大学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今天，终身学习要扮演什么样的使命？其实就是在专业发展领域帮助职场人士自我提升，获取事业晋阶机会的重要推手。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今年3月发表的报告《后疫情时代经济之未来的工作》，到2030年，全球每16个人就有1个需要重新求职，终身学习与专业商管教育应当根据市场变化提供更多课程，以满足专业人士的进修需求。正是基于这样的长远考虑，ICB于2010年创立，服务于内地，确定了终身学习及专业商管教育的学院定位。过去十多年里，内地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更多创新领域的专业人才引领全球。我们培养出16,000多位复合型专业及高端管理人才，适应内地发展需求。

创新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所言：「创新和预见是不确定时代的生存法则。」我们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里，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创新，注定会被人淘汰。而创新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自我反思与朋辈互促。创新需要避免“沉锚效应”，这是一个心理学词汇，意思是我们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时，容易受第一印象支配，宛如沉入海底的锚一般固定，难以移动。很多时候我们会沉浸在历史数据与过往经验里，影响与误导未来的预判。

2001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出了一本书叫《Good to Great》（大陆译《从优秀到卓越》，台湾译《从A到A+》），书里提到11个堪为榜样的成功企业。在很长时间里，这本书被企业管理者当作《圣经》一样推崇。然而这本书面世十年后，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D. Levitt）提出质疑，如果在2001年将那11个公司的股票作为组合购买投资，其表现十年之后差过标准普尔500指数。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成功的参照物会不断移动坐标，我们必须时刻向前看。

吉姆·柯林斯之后又出了另外一本书，书名为《How the Mighty Fall》（大陆译《再造卓越》，台湾译《为什么A+巨人也会倒下》），他做了很多研究，探讨大企业在不确定时代的剧烈变化中为什么无法持续创新。吉姆·柯林斯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提到找到对的人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先找对人再决定事，共六个方面。

1、价值观契合 你的员工能否与公司价值观相契合是非常重要的。在ICB，学员与学院的价值观是否契合？我们在过去12年中持续传递独立思考的价值观，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注重培养学员的独立思维。ICB不倡导“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我们无法提供成功方程式，所有过去的经验都只能借鉴与参照，如何从老师、前辈的经验中进行延伸，这样的独立思考远比课上获得的知识更加重要。前几天有一位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女士，特意通过她人找到我，并表示看过我的文章，是我的粉丝，她以前不知道ICB，但服务的很多企业客户里都能遇到ICB校友，了解到ICB已有十多年历史。她说：“原来港大ICB是这么低调的一个商业学院，坚持做你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有很多教授会利用这个机会自我增值，获得经济利益，但我从未见过你利用学院平台获取私利，所以我很敬佩你。”我听完后非常感动，过去十多年里，ICB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不仅要打造学员成长的平台与社区，也要让港大ICB成为老师和同事成长的社区。令我非常高兴的是，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听到别人对ICB学员的称赞，没有比他们更热爱学习的群体了。港大ICB的基因是终身学习，我们的学员是我见过的商业学院里最热爱学习的一群人，这就是港大ICB的基因和传承。

2、无需严管理 一个企业找到对的人是无需严密管理、而是自我驱动的，如果需要盯住员工去管理，那就是找错了人。在港大ICB，为什么我们的同学忘情地去学习，就是我们找对了人。因为你们知道来港大ICB最重要的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学习，既有书本上的学习，也有同辈之间的经验交流，这会为你开启未来的一扇窗。

3、责任与担当 对的人知道他们承担的不是工作，而是责任。每个人都承担自己的责任，工作就会得到顺利推进。ICB也有这样一群主动承担学习责任的同学，他们的学习热情有时甚至超过老师。前不久因为疫情的关系，一位老师稍微放松一点，不要求同学做take home assignment （回家作业），在课上完成作业即可。但班上的学习委员就觉得，这样不可以，课后作业是ICB一直以来的规矩，不能破坏。同学主动要求老师不能因为疫情给予特殊照顾、放松作业要求，我相信这样的呼声在很多地方可能听不到，但在ICB的同学里可以听到。

4、承诺与兑现 对的人不轻易承诺，但他们言出必行。在ICB的12年历程中，我们从来不做虚假承诺，我们做力所能及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内地有很多MBA课程，一些与国外合作的课程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商业领域里才会出现的“特许经营权”课程，课程是国外大学授权他人去做的。有些人愿意去上那样的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但我们对自己必须有高要求，我们的课程每年都在改变，与时俱进，让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满足学员的需求。ICB创办之初就注重诚信，我曾经立下规矩，如果有员工为了招生做出虚假承诺，马上开除。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信守承诺。

5、创业者热忱 要找到对公司抱有创业者般热忱的人。ICB的学员有个特点，三分之一以上是创业者，毕业之后比例更高，可能超过一半。大家都知道创业艰难，在一个企业里，只有找到那群宛如创业者一般热爱工作的人，企业才能往前走。而我一直认为，ICB SEA就是一家初创教育机构，只不过有港大这颗大树，但这并不表示大树底下好乘凉。如今是一个既注重品牌的时代，也是一个越来越实在的时代，没有优质的课程，即便是哈佛剑桥也不见得同学就买账！

6、镜子与窗户 对的人在事情顺利时指向窗户，归功于外在的助力；事情不顺时指向镜子，寻找自己的责任。当“自我夸耀”代替了“自我反思"，当我们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人时，那就是一个企业失败的开始，一个人失败的开始。我希望ICB的老师承担起教的责任，也希望同学承担起学的责任，互相学习才能让ICB走得更远，让ICB社区里的每一位同学、每一位老师都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回报。

我曾有几次机会离开港大，去到条件、职位和报酬都更好的事业发展之地，校友是令我留下来的最重要原因。在这次50天的行程里，我再次感受到校友们对ICB的热爱与投入，在校友活动中出钱出力，群策群力，将活动办得有声有色。香港有大学里的朋友开玩笑说我们的校友活动太多，给他们压力。其实ICB的校友活动并非校方主办，而是校友组织出于热忱自行筹办，没有我们的校友，ICB不可能走到今天。

ICB的中文是中国商业学院，后来又设立了企业研究院（SEA）。港大ICB发展到第六年时，我们意识到学员群体的平均年龄趋于年轻化，刚开始有60、70岁以上的学员，后来平均年龄从40岁以上降到30多岁，有必要再创建另外一所面向企业高管的学院，所以命名为企业研究院。可能在座学员，甚至我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给港大ICB（Institute for China Business）和SEA（Senior Executive Academy）起名的含义。ICB就是I See Business，在我们的Logo里C是一扇门，我希望每个来到ICB的人都能够看到商业机会，看到还不够，还需要看到商业中的蓝海，即I see business sea（ICB SEA）。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的蓝海战略就是找到新的领域去发展，沉浸于过去的竞争环境只会发生“内卷”。

我们注重“专业”知识与“实战”能力的培养，同时还强调“视野”与“前瞻”，不确定的时代令人充满忧虑，我们必须思考未来的方向，前瞻决定站得多高，视野决定看得多远。ICB 和SEA强调专业有深度、视野有宽度、未来有高度，希望ICB一年半的学习生涯可以助力大家实现你的目标。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最近在内地演讲，对变化中的世界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提到几个不同的概念。其中一个概念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和兴趣，并希望我能详细论述。我还没有找到时间做这件事，但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一些简单的看法。全球已经进入“一球两制”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何谓“一球两制”？“一球两制”是如何产生的？这会对全球格局，经济合作，特别是商界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一球两制”并非新事物，“平行时空”是世界长时间的状态。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很长时间里，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东方和西方某种程度上处于相对平行的时空，交结比较少。有的人可能会说刘教授你错了，唐朝的时候就有丝绸之路连接罗马与长安。没错，如果你们去过乌兹别克斯坦，就会看到撒马尔罕至今保留着当时的壁画，唐朝人就到过撒马尔罕，但唐朝之后又如何呢？唐朝是中国的一个强盛王朝，日本也派遣唐使到长安学习，但唐朝之后，日本人其实就不怎么学中国了，中国跟西方的连接也中断了。很长时间里东西方处于平行时空，直到蒙古人统治中国乃至全球，重新连接起欧亚大陆，这就是“全球化”的最初起源。

13世纪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挥师西征，世界第一次发生深度交结，在那之后又是漫长的平行时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直到1945年，差不多一百年当中，中国最终融进了世界。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后，中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全球五大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不幸的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让中国跟世界再一次进入平行时空，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美建交打破平行时空，中国与世界再次开始交结。

过去40年，全球化让整个世界呈现出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景象，人们以为世界大同的景象已经降临，但一切又发生变化，今天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球两制”是以中国和美国为主导的两种力量的对抗跟竞争。但我们对眼前不确定的时代大可不必过于忧虑，因为世界就是在不停的变化中往前走，平行与交叉不断反复。

“一球两制”并非始于今日，混沌时空不是反常现象。刚才谈到今天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混沌时空也不是新现象。不管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或者思考一下当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和竞争，都产生了不确定的混沌时空。早在1965年，捷克副总理、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就在该国的经济改革中提出如何在人文关怀与高效管理之间达到平衡，所以中国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而当时的西方阵营也在思考，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欧美国家如何保障工人利益，如何借助社会主义平等因素促使社会更加稳定。东西方都在考虑如何优化管理，造福民众。

今天我们同样面对混沌时空，不同制度下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发挥国家力量取得抗疫成功，同时也看到非常稳定的状态也会产生问题。从疫情近期在深圳与广州再次发生，我们就知道完全封闭的状态不可能保证绝对的安全与稳定。恰恰相反，只有在开放的系统里经得起病毒袭击，最终具备了抵御病毒的能力，社会才能够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的系统非常重要。只有透过全民打疫苗，各国之间才能恢复正常来往。同时谁也没有料到，全球医疗系统最发达的美国恰恰在疫情中暴露了制度上的重大缺陷，疫情导致六十多万人死亡。因此，这场疫情让我们又一次陷入混沌时空，恐惧和迷茫，大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

“一球两制”不可避免，“地缘真空”无法存在。过去40年的所有乐观情绪都来自于1990年，当时东欧发生巨变，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似乎只有一条道路是最正确的，那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地缘政治发生变化时，美国曾对苏联做出承诺，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势力不会东扩，可是今天再看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过去苏联抵御西方的最前线，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甚至苏联原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都彻底倒向西方。这是因为地缘政治无法存在真空地带，任何一个时期，地缘政治出现真空就必然有人填补。当中国变得强大时，中国必然施加影响力，中美之间也会抢夺真空地带，所以对抗是必然的。

以这个逻辑做判断，我们不用过分担心眼下的中美对抗是否会引发两国之间甚至全球的战争。我们知道中美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其中一个的可能性是在台湾海峡，但台湾经济其实十分依赖大陆，2020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在其出口总量中超过了40%，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有上百万台湾人定居在大陆。同时大陆的芯片供应有赖于台湾，华为去年就早早囤积了大量台积电的芯片。台积电要在南京建一个28纳米的芯片工厂，国内有人说要防止台积电从中捞取好处，影响中国本土芯片发展，但现在美国连生产28纳米芯片工厂所需要的技术都不允许台积电出口中国内地了，这个工厂可能胎死腹中。所以地缘真空不可能出现，“一球两制”的竞争自然难以避免。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今世界也出现三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钟摆效应”。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钟摆效应具有两极性。世界处在不停的变化当中，中美从过去40年的融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抗，美国从“全面接触”到希望跟中国脱钩。与此同时全球各国都面临全新趋势，即内部分裂冲突越来越激烈，我们都很清楚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分裂冲突，在台湾、在香港甚至在中国内地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冲突，不仅体现在利益上、还有价值上，一个家庭、一个群体都可以因为不同的价值分裂。

“钟摆效应”之下的美国。美国自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成为超级强国，自信心爆棚，因中国的快速发展受到了冲击，美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1957年，当时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美国出现了一个词汇，叫“史普尼克危机”。这个危机源于苏联在科技领域大大超越美国，美国产生了危机感，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国防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法案，涉及教育、科技相关领域的创新。美国的高速公路就是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技术等尖端科技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由国防工业开始研发。所以没有“史普尼克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没有美国甚至全球的信息科技革命。

七八十年代，美国又遭遇了日本的冲击。当时日本快速发展，先后取代西德、苏联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汽车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美国汽车业遭受重挫。纽约著名的洛克菲勒大楼与好莱坞标志性娱乐巨头企业均被日本人买下，美国开始仇视日本，今天美国对中国说的重话，早在八十年代就对日本人说过。那时曾有美国人说，“由日本主导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体系将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今天不过是把“日本”换成“中国”，“由中国主导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体系将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美国不止一次面对“钟摆效应”时摆到另一端，从自信到恐惧，二战后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苏联，一次是日本，现在轮到中国。

“钟摆效应”之下的中国。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直怀揣着复兴梦想。站在历史的长河前，我渴望国家更有影响力、更加强大。同时站在民主自由与个人尊严的立场上，我与弱者并肩，希望将权力锁进牢笼里。中国经过40年的发展，我们也进入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相似的局面，觉得在亚洲与全球范围内受到西方打压，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日本受压迫与排斥的心理来自美国舰队逼迫日本人打开国门开始“明治维新”。后来，日本很快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取得了优势，《马关条约》签订时，辽东半岛原本割让给了日本，但德法等西方国家为了本国利益，逼迫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这段历史在日本人看来是日本人的耻辱。二三十年代，日本民族主义高涨，选择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中国，想要成为亚洲与东方的代言人。这需要日本击败所有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但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民族主义的高涨是很可怕的。

当我们走在复兴之路上，切勿让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对未来的判断与预测。当然，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一样存在，甚至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普遍存在，否则就不会发生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马克龙现在面对法国极右党派，明年的选举也会是一场硬仗。但强烈的民族情绪可能会影响复兴之路，过去40年里，我们虚心学习西方和其它国家的优势，如今在“钟摆效应”的冲击下，我们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平视他人，而且俯视他人。

第二个效应：“脱钩效应”。“脱钩效应”的始作俑者是特朗普，但我认为不仅仅是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全方位融入国际体系中？其实不是，我称之为“半融入”。我们学习了欧美不少好的东西，但也拒绝了不少东西。就以社交媒体而言，国内不会接受“非死不可”（Facebook）及推特（Twitter）等，我们和全球各国在社交媒体中没有交集。同样一件事情，看待和评判的角度可能大相径庭。无论如何，这场美国主导的脱钩运动对中国不利，对全球不利，但对美国也不利。从2017年特朗普上台到2018年发动贸易战，到2020年特朗普连任竞选失败，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并没有缩小，说明这场脱钩战争同样没有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因双边的贸易协议反而增加了，中国的贸易出口因为新冠疫情反而大幅上升。

今天，美国从高科技领域这个中国发展的软肋入手遏制中国。据说，每一位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如今都身怀一项重要任务，游说各国不再使用华为5G设备，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华为从英国消失了，原先铺好的5G网络设备在2027年前要拆除。在法国的一线城市，华为的占比只能达到20%，在农村占比较高，但5G的使用范围在城市自然比农村广泛，实际上就是排挤华为。另外，华为设备只能用三到五年，而爱立信的设备可以使用七到八年。这样的规定导致电信公司进行基建投资时很难考虑华为，貌似中立，实际上是赶尽杀绝。意大利也在“一球两制”时代里做两面人，意大利是西欧国家唯一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的国家，也希望从中国的发展里受益。同时意大利是美国在欧洲驻军数量最多的国家，经济上同样从美国那里获益匪浅。这就是许多国家在中美之争中不愿意站队的原因，都希望两头获益。

高科技领域角力的最新消息是华为海洋（现已更名为“华海通信”）在太平洋岛国瑙鲁等国家本来最有可能获得合同，但由于美国明目张胆的介入，导致竞标无果，澳大利亚拟入局。可以看出封杀中国已成为美国朝野共识，“脱钩效应”在高科技领域已经发生，这对中国的冲击最大。由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创办的麦克罗波洛智库 (MacroPolo) 公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调查报告》指出，全球AI领域的人才60%在美国，这60%里有27%来自中国，只有31%是美国本土人士。全球人才涌入美国，我们一度获取中美科技交流带来的红利，高科技脱钩发生后，这个红利没有了。但中美不可能完全脱钩，以金融领域为例，华尔街资本疾速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在金融领域拥有巨大优势，中美在金融领域是不可能脱钩的。2020年有人担心美国会对香港进行金融“核打击”，但到今天都没有发生，因为这会影响华尔街的利益。中美会发生“脱钩效应”，但不会回到过去的平行时空。

第三个效应：“粘合效应”。我认为“一球两制”时代，“粘合效应”的主要动因是各国都意识到选边站会吃亏。不管是亚洲小国新加坡、还是东边的韩国、甚至包括越南在内的其它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清楚必须在中美对抗中保持中立，维护小国利益。由于过去40年全球化的影响，世界经济的来往与合作不可能因为“脱钩效应”完全消失。最终是“脱钩效应”还是“粘合效应”占上风，取决于中美领导人、两国精英阶层以及每一个普通人。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球两制”对中国企业界的影响是存在的，未来全球的企业运作也将进入“一球两制”的新时代。最近，耐克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就说过，“耐克是一个属于中国、为中国服务的品牌”。什么意思？他是告诉大家耐克也是中国的耐克，因为耐克在中国的市场是巨大的。再看中国企业，抖音在海外发展时叫做TikTok，在中国叫抖音，一个企业可能以两个不同名字运作，用两套法律体系保护自己，这很可能是跨国企业未来扩张的新趋势。

我们必须好好思考，在变化中如何开阔视野、增强前瞻能力。有三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

1、要全不要偏

每个人都会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形，在内地的50天里，我和不同的人见面，听到同样的事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展望中国的经济前景，有的人非常乐观，有的人非常悲观，只有将不同的观点与认知结合在一起，才能够避免坐井观天。美国人也同样面对认知差异，即使美国朝野已经取得基本共识——中国确实是他们碰到的最大对手，但除了“屠龙派”（Dragon Slayer）对中国非常强硬外，目前也存在“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如何改变美国民意对中国的认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平行时空会带来内卷，我们不能为了避免交结而选择故步自封，必须打破自己的眼界，拔除内心的锁链，勇敢地走出国门。我们必须阻止他人关门的举动，尽可能地打开大门，良性交流，避免在平行时空中过度内卷，陷入别人设置的包围圈。

2、要谦不要骄

过去40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自然引以为傲。今天中国GDP总量已达到美国的70%，如果没有意外，十年内一定能超越美国。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差距，根据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在第12份《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中给出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产生百万美元富翁的速度将远超过美国，但总数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正在高速追赶，但仍有一定差距，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可以去平视他人，但需要内敛。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俯视他人，30年前我去到美国，那时候中国非常落后，我也不会让人俯视自己。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之外，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维度让我们可以平视他人，内敛反而能获取他人的尊重。在平视与内敛之间，我们应当如何保持平衡关系，这很重要。《易经》有言：“天道盈亏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骄傲就会吃亏，谦虚使人获益。中国的漫长复兴之路刚刚始于足下，我们要保持谦虚的心态，继续学习全球各国不同文化与管理的优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展得更快。

3、要定不要虑

过去三年中，我们处于极度动荡的心理状态，应当思考在焦虑中如何保持定性。现在是高考季，高考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重要关口，考得好不好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觉得不一定。今日和我们四十年前的情况不一样，那时的路很窄，选择很少。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委员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也有大专毕业，也有后来自学成才的。高考当然是人生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但不是最重要的，未来的路很长。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过去不一定毕业于最好的大学，但你们今天重新来到这里继续学习，就是不断丰富自己的发展机会。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事件、一个转折点失败了就放弃，也不要因为“输在起跑线上”的认知而沉浸在痛苦之中。1997年，牛津大学录取了不满13岁的数学神童索菲娅·尤索夫，她是在英国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马来西亚人。然而两年后她辍学离家出走，最后竟然沦为性工作者。13岁神童的前程也未必伟大，过度焦虑只会引发灾难性思维，我们需要接纳负面情绪、进行正向思考、看清未来方向、积极面对困难，在人生旅途上漫漫前行，只有这样才能够走得更好。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躺平当然是忧虑情绪下的一种选择，但应该是无奈和最后的选择。最重要的是用平常心看待事物，学会内省。前两天，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时，不要再重返当年妖魔化苏联与日本的老路，而是要着眼于如何提高教育水平，强大科技研发能力。”我觉得只有勇于内省个人、企业及国家面对的问题，我们个体、企业与国家才能发展壮大。

《荀子》云：“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是非对错疑惑不决，就用久远的事情来衡量它，用新近的事情来检验它，用公正的观点来考察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最重要一点就是面对乱局处平心而内省，只有这样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快。

我希望未来的一年中，来自祖国各地的终身学习者们在港大ICB能够获得新的提升、新的发展。在“一球两制”的时代，我们必须避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自谦而非自傲，看轻别人；切忌因过虑而不安，自我贬损。平行时空中，我们需要避免“内卷”；平视世界时，我们需要学会内敛；面对混沌时空，我们需要平心内省。

谢谢大家。

（本文整理自刘教授演讲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