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从表面上看北京相对强势。从美国的全球反恐到金融危机，美国对中国的需要超过中国对美国的需要。但2020年是个转折点，新冠肺炎蔓延之时正是“战狼”最强声，却也是开始渐渐轻微的一年。如今相反，华盛顿已经转为进攻的一方，锋芒毕露，层层进逼。美国已义无反顾地要与中国脱钩，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超越美国对中国的需要。

中国目前处于守势的一方，当中方收敛锋芒，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咄咄逼人、敌视中国的白宫，但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分别吗？

拜登的“议题竞争”策略是否好过特朗普的“全面围堵”策略？

拜登的理性是否要好过特朗普的非理性？

拜登的可预测性是否要好过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

拜登在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的全球主义是否好过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

拜登的国安团队和特朗普团队是否有所不同？双方阵营里对中国持鹰派立场者众，但一个新政府与一个延续的政府在战略上就算相似，在战术上毕竟不同？

在中国对美关系采取全面退让、退守的策略下，拜登是否更有机会与北京找到避免中美关系车毁人亡的途径？

北德州大学要求该校的中国访问学者离开

如今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基本上是全面围堵，对中国科技企业断供、封杀和逼迫出售，中断了双方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交流与合作，甚至阻止、驱逐、和逮捕中国留学人员。而拜登依旧会根据不同的议题采取对抗、竞争、和合作的战略，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中国政策是否异曲同工？

2016年希拉里和特朗普对阵，中国对胜负结果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即特朗普当选有利于中国。但对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看法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坊间有一个普遍的看法，那就是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他们的中国政策都不会有根本不同。对此，我并不完全认同。的确，美国国内目前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是跨党派、跨地域、跨行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中国政策，在大方向上都是倾向于“遏制中国”。但拜登入主白宫，至少还有可能让处在悬崖峭壁的中美关系不至于落入万丈深渊。

四年前，绝大多数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即特朗普这个生意人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要比希拉里出任美国总统容易把控和处理。其中一个最普遍的看法就是，一个商人重视经济利益，只要是钱能办到的事就不是事。特朗普当选之后，中国领导人愿意前往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庄园，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特朗普来到北京，接待规格之高是过去美国总统访华少见的，北京给足面子就是希望中美关系不至于出现“大倒退”。但这位商人总统的确不同，来年就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美贸易战，最终以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开放市场而告终。

在美国的不少华裔朋友也是全力支持特朗普，但我早就警告美国不少华人朋友，这样一位平时就是大嘴巴、自以为是、对少数族裔和女性都缺乏最基本尊重的总统，对亚裔人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不幸而言中。当然我对特朗普的“厌恶”带有道德洁癖，这并没有影响我对他在2016年可以胜选的判断。

一是美国人在八年奥巴马的治理下比并没有看到实质变化，所以渴望新的变化；二是如果希拉里当选，其政策不会和奥巴马有根本的不同；三是希拉里本人并不像奥巴马当年那样充满魅力、受欢迎，且美国人刚刚创造了将黑人送进白宫的历史，无意再次创造历史，将一位女性送入白宫。民主党的支持者因没有变化产生的失望而失去了投票的动力，而奥巴马的当选让白人右翼民粹主义看到他们即将失去一个曾经白人主导的美国，在这样的恐惧驱使下，这群被称为在全球化失去机会的白人则众志成城。

此次美国大选，正如我上文提到的，目前胜败是五五波，故双方不能在任何问题上失分。尽管外交问题从来不是美国选民关注的重要主题，但中美关系和美国民众的经济利益还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导致拜登在总统选战中，改变了他过去长期坚持的中国政策。其实他对中国的态度和一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这一方面和美国民意对中国态度日益负面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制止特朗普借中国议题攻击他。特朗普的竞选广告就放上了拜登和中国领导人满面笑容、举杯交箸的场面。而拜登本人面对特朗普政府管治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反而攻击对手对中国过于软弱。

许多人的观察点过分强调此次民主党党代表大会，竟然将以往民主党党纲有关“一个中国”的表述删除了。在美国日益高涨的“抗华”情绪中，拜登同样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构成最大威胁，更不用说他多次批评中国在人权上的记录，在民主上的倒退，在香港问题上他比特朗普更为强硬。因此，和特朗普相比，拜登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和立场并不在其对手之下。早在今年3月，他就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清楚表明，“如果中国不受约束，它将继续掠夺美国和美国企业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外交事务杂志封面

而持拜登和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大同小异这类观点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学者和民众，美国智库、大学内的专家学者和前官员有类似看法的大有人在。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有重要地位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阿米太·爱兹安尼（Amitai Etzioni）教授8月24日在《外交家》（Diplomat）就刊文表示，拜登已经加入反华大合唱，期望他重启中美关系的人会大失所望，他和特朗普的不同只在于他主张重建与美国盟国的关系来遏制中国。爱兹安尼教授是乔治华盛顿大学首位获得“大学教授”称号的学者，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国际事务专家。

尽管美国的两党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已经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不要忘记拜登和特朗普对中国立场的起点是不同的。特朗普采取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对中国一直持强硬的态度。从竞选开始他就不停地攻击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了便宜，窃取美国科技，抢走美国工人的饭碗。他对中国采取的鹰派作风不仅是选战的需要，而且是满足他自己的个人欲望，向选民展示他对抗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而拜登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一方面与中国过去几年中国内部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与美国内部视中国为敌人的观感变化有关。同时也必须指出，拜登长年被看作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支持者，并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他的立场上在总统选战开始后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作为美国的外交老手，他在选战过程严厉批评中国之后，虽谈不上嘴下留情，但还是特意留下伏笔，没有把话说尽，以便当选之后可以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

与北京的私交有何不同？

的确，拜登和特朗普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有着很多相似的经历、立场和看法。首先，两人和中国都有理还乱的“恩怨情仇”，他们都曾在自己的任上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不同的时间点非常肯定这样的个人关系对两国关系的正面作用。直到新冠病毒席卷美国之前，特朗普还在夸耀这种朋友关系。但如今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尽量淡化这样的关系。

在中国制造的特朗普品牌

拜登从2009到2017年担任了八年的副总统，早就认识了中国领导人。据纽约时报引用前美国外交官员透露的消息，自2011年年初开始的18个月时间，拜登和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和中国至少会面不下8次。除了举行正式会晤，他们还一起散步、在乡村学校打篮球。更令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两人在仅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私下共同进餐的时间超过了25个小时。两人之间无话不谈，拜登还透露对方对美国的联邦和各州的制度和权力等议题也非常感兴趣。

第二，两人的家庭都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普朗白宫的熊猫派恐怕非他的女婿库什纳莫属。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后，在令人吃惊地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孙女走进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在大使馆举办的春节招待会上用中文表演节目。此外，特朗普家族在中国注册商标所带来的利益并不算少。

特朗普女儿女婿和外孙女

在中国制造的特朗普品牌

而拜登的儿子亨特曾经在与中国国有企业有关联的股权基金担任要职。据《纽约时报》早前报道，2017年10月，亨特斥资约42万美元买下了渤海华美10％的股份，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渤海华美（BHR Partners）的董事，并从中赚取上百万美元。

拜登的儿子亨特（右一）

所以从私交和两位候选人的家庭与中国的关系，两位候选人似乎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相似之处也有微妙的不同。特朗普把拜登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当作攻击的武器，却忘记了自己曾经将中国的领导人称为百年难得一见的“伟大的领导人”，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依旧对中国领导人赞扬有加。拜登的竞选团队对特朗普团队这类的攻击感到极为荒谬。

而早在1979年，年仅37岁的拜登就和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见面，也从中觉察到中国坚定向西方开放的路向。拜登在竞选当中也同样认为北京对新冠病毒的蔓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少有针对中国人的谩骂言论，也从来没有将这场世纪大流行称为“中国病毒”。

拜登在参议院长期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一职，与全球各国领袖建立了不少个人关系。这是奥巴马当年选择他作为竞选伙伴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小布什在2001年入主白宫之后，还曾邀请拜登到白宫向他请教相关的国际问题。而拜登被人称道的就是他善于和各国领导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奥巴马时期的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就透露，拜登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中，可以做到让对方敞开心扉。

在中国已发出明确的和解与退却信号之后，谁会愿意和更理性去接北京抛出的橄榄枝？答案是明显的。当然特朗普是一个“今日的我”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的人，立场变化之快的确令人瞠目结舌。但是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来看，即便拜登会联合西方盟国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新政府微调对华战略和战术的可能性依旧存在，而这远胜过目前北京和特朗普团队相互的对骂和对垒。

中美关系微调的空间有多大？

美国外交政策在政府换届之后常常出现调整。老布什离开白宫，克林顿在南斯拉夫政策上180度大转弯，就改变了当年美国政府希望确保南斯拉夫统一的政策，确定了南斯拉夫的解体。当然，如今要期望拜登在中国政策上发生这样的大变化是天方夜谭，但我们可以肯定，拜登和特朗普两人的外交风格不同。尽管全球现在已经习惯了特朗普的大嘴巴，但是拜登的性格决定了他会更加谨慎地处理中美关系，并给对方留下面子和空间。这远比特朗普希望一方独赢，渴望在电视机面前满面风光要好得多，这还是比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更能让各方容易防范危机失控的风险。

而这没有比台湾海峡两岸可能发生的冲突更好的例子了。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缘因素就是台湾，如果短期内台湾与中国大陆无法统一，或者希望台湾议题不对中国大陆的全球战略产生掣肘，台湾至少需要在中美关系里成为一个“中立”因素。在此次香港问题上，由于北京颁布了国安法，摆脱了在香港问题上极为被动的局面。

然而相比之下，在台湾问题上却面对美国不断蚕食“一中”的红线，而北京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应对的有效战略。美国卫生部长借新冠肺炎疫情突破了中美建交之后，美国部长级官员从未踏足台湾的历史，而美国副国务卿有可能很快踏上台湾，就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合作建立新的平台。如今面对捷克参议院议长和布拉格市长访问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违反“一中”的政策，但北京要顾及欧盟国家的感受，似乎缺乏有效反击的能力。

其实在香港、台湾问题上，过去几年里中国内地的“战狼”声音反而让许多外人更加清楚了台湾和中国的不同。来自中国内地的高管学生在剑桥上课，因为授课教授在讲中国市场时，地图上没有放上“台湾”，就此向校方提出抗议。虽然老师做了解释，这只不过是关于中国市场的营销课程，并且答应更新PPT，但有同学依旧不依不饶，要求老师道歉。我本人也碰上用中国、美国、香港的字眼，有学生提出这是政治不正确，需要用中国香港。其实有多少人可以在用这些字眼的时候如此“严格”、“科学”地处理？谁会在平时提到“香港”和“台湾”的时候，特意加上两个字变成“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

因此全球航空公司、酒店等因为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对香港和台湾的称谓做出更改，反而令其成为全球沸沸扬扬的新闻事件。即便在哈佛大学这样的高校里，授课老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看到亚裔面孔时，都要特意询问有没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以便在涉及两岸议题时不至于陷入无谓的陷阱。

因此，中美台三角关系目前渐渐回到70年代的状态，但角色互换。即当时美国和台湾有官方的外交关系，而美国的政府官员可以踏足北京。如今则相反，华盛顿和北京有官方的外交关系，而美国官员和台湾官员的正式互动将很可能成为新常态。

当然，与民主党接近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哈斯就在9月2日在该协会网站也撰文表示，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更为攻击性的举措，在台海问题上美国需要放弃原有的模糊政策，以确保北京不会贸然对台湾实行武统。但是在这样的新常态下，华盛顿还会给北京留下多少“模糊”的空间？

以往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你来我往，姿态多于实质行动。但特朗普政府里的鹰派的声音在大选之后会不断拉高，而相比之下拜登更有可能接过北京的橄榄枝，达成双方新的默契，在给双方留足面子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平衡模式。换句话说，在香港问题上天平已往北京倾斜，而在台湾问题上则有可能向华盛顿倾斜。

与此同时，北京也透过不断开放市场，积极修补与美国商界的关系，减少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有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所言，北京近年来在处理对美关系上的最大失误是得罪了美国商界，使得中美关系滑向深渊时失去了刹车闸。

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冷战势头不减的情况下，如果拜登当选，美国商界是否可能推动改善陷入困局的中美经济关系，并防止出现更大的震荡，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民主党在新冠肺炎之后也越来越强调需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不要过分依赖中国，且双方的竞争升级，无法回到从前的合作，但双方还可以往来和做买卖。拜登外交核心团队并不认可特朗普团队的纯鹰派作风，至少强调中美双方有对抗、有竞争，但也有合作。

国安核心团队有多大的不同？

近来中国外交团队以最强音不断地发出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但基本上是掷地无声，没有回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基本上已成为“对华关系部”部长，几乎每天都要发表对华强硬的讲话，而“人民日报”令人吃惊地竟然可以用三版的大篇幅，罕见地对他的观点进行逐条的批驳。

毫无疑义，传统民主党人比共和党更加关心民主与人权，这也就是为何拜登比特朗普在香港民主问题上立场更加清晰。但北京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国际形象，在这方面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也有利于和拜登形成更好的互动。而特朗普则口无遮拦，并随时改口，香港，甚至台湾问题都是可以拿来与北京做交易。拜登如果当选，他的中国政策需要北京的进一步配合，而北京放软身段也需要在华盛顿的对手来配合。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新的团队总是比原有的团队更容易“华丽转身”。

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国安核心成员，当中不少人都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要职，这个名单包括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和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分别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位和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Thomas Donilon）和苏珊·莱斯（Susan Rice）、在莱斯转任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出任奥巴马政府第二位驻联合国大使的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等。

布林肯（左）

有三位拜登团队的重要外交智囊需要特别留意。据美国媒体透露，布林肯最有可能出任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或者国务卿。他认为特朗普削弱同盟的举措，粗暴对待美国的传统盟友，令美国放弃了原有的人权价值观，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这使得华盛顿与北京在人权、科技和香港等议题上产生摩擦时，要对抗中国变得更困难，变相成了中国推进“关键战略目标”的助力。

在传统盟友关系上，他认为特朗普令美国陷入“战略赤字”，美国首先必须从中走出。布林肯认为，美中关系的一项成就在于过去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政府对台海两岸关系带来的挑战的处理方式，这是“稳定，而不是不稳定的来源”。他表示，“我希望我们能找回那种方式，找回平衡并持续前进”。

布林肯在8月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节目中，并不同意蓬佩奥的看法，即不管谁在今年的大选中获胜，中美关系已陷入冷战，没有回头路了。他还批评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就是公开训斥对方，令对方难堪，至今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布林肯认为拜登一旦当选，会聚焦在美国的竞争力，振兴民主，加强和盟国的伙伴关系，重申美国的价值观，也就是通过增强实力来与中国交往。

第二位人物就是苏利文，这也不是他首次在总统竞选中辅佐民主党人。早在2008年，苏利文就是希拉里首次总统竞选团队的顾问；2016年，希拉里再次竞选总统，苏利文是她的外交政策首席顾问。华盛顿曾经盛传，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他有可能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右）

苏利文1976年出生，希拉里出任国务卿后，他是美国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兼国政策制定局局长，与希拉里一起访问了112个国家。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后，苏利文成为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今年1月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赢得未来，美国必须提高其创新能力，并团结全球民主国家，以对抗不公的经济行为和减低不平等。

在6月卡内基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中，他曾提及应对中国的战略。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事务中，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无需试图影响其政治和经济体系，让其变得更加西方。他认为，“问题的重点在于，要应对这样的不同制度的挑战，如何去改变游戏规则，以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和全球体系更为公平？”他认为美国的战略不是思考如何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而是如何加速自己的发展速度。

华盛顿智库提及拜登如果当选，可能出任国防部长的人选是奥巴马政府负责政策的国防部次长弗洛尔诺伊（Michele Flournoy）。她早在克林顿时期就进入五角大楼工作，2016年希拉里竞选总统时，她已被视为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今年大选，她再次出山，依旧炙手可热。如果拜登成功当选，她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国防部长。

弗洛尔诺伊（左）

她在6月的《外交事务》上发表“如何避免亚洲爆发战争”一文，她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壮大，美国的威慑能力则江河日下。如果中国在南海和台海一旦误判美方的意愿或能力，双方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枪走火。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战略上出现误判，就有可能选择在近期或中期封锁或攻击台湾。因此在紧张情势升高、中国更加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想降低战争的风险，美国必须与盟国更紧密合作来重建威慑能力的可信度。

在她看来，中国正转向“系统破坏战”（system-destruction warfare）。在战争爆发初期，中国会依靠先进的电子战、太空反制与网络能力来破坏对方的指挥、管制、通信、信息、情报、监视和侦查系统来瘫痪敌军。弗洛尔诺伊被视为“自由派中的鹰派”，主张美国应增加军费以维持强大军力，以务实主义为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当世界领袖，这与共和党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新保守主义看法相似。

围堵、防御、独立、合作的“议题竞争”能否带来转机？

2007年成立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就是由弗洛尔诺伊和曾经出任国务院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联合创立的。虽然规模不大，只有30来人，在华盛顿的智库里历史也很短，但奥巴马非常看重这家智库，从中吸收了不少成员为其国安团队的人选。

今年8月，该所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和执行副总裁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美中的对抗不是另一场冷战”的文章，强调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如特朗普的官员所鼓吹的那样已经进入冷战，对中国应该采取遏制和接触并行的政策。

拉特纳曾经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曾在国务院的中国蒙古科供职，后成为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而方丹曾任共和党去世的参议员麦凯恩的外交政策顾问。他们建议要为与北京的差异化竞争做准备，以“议题”为中心区别对待，即“议题式竞争”，而不是重演冷战式的全面对抗。

由于中国是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对抗，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愿意站队，因此全面的军事围堵和经济战争并不适合。他们提出了对华四大战略：第一，围堵战略需阻止中国输出高科技威权主义；第二，防御战略则是确保中国不会完全控制南海；第三，独立战略则是提高美国的创新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第四，合作战略则在气候变化以及核武不扩散等议题上和中国协商。而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任职的研究员史密斯（Julianne Smith），也曾是拜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顾问。

从拜登的国安团队成员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政策的看法上，拜登依旧非常看重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的发展，看重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面对中国的崛起，重视重建新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加强和盟国的合作。面对中美的对峙，中美之间需要的不是冷战，而是在不同的议题上确立不同的策略。北京近来一直呼吁中美需要避免进入冷战，这样的认知和拜登的国安团队有着共同的对话基础，而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不是已经公开宣告美中已经进入冷战了吗？

美国的鹰派中国政策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然也与北京的鹰派对外政策调整密切相关。但在北京的进攻战略收敛，并转为退守战略之时，来自华盛顿的善意回应，是双方可以重新启动良性竞争的前提条件。在这个世事纷扰的时代，全球的未来需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经济体系，寻找更好的方式提升民主的管治，促进以消灭不平等为目标的经济发展，加强以造福人类为宗旨的创新能力。

为此，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将走多远，中国的隐忍能否换取发展空间，地缘政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将影响全球未来的走势。而这变化的第一步就是美国2020年大选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政策走向。

拜登如果当选至少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想象和期望？

（文内用图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