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我相信大家对香港大学的历史已有些了解。香港大学1911年成立，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香港大学SPACE学院1956年成立，比香港很多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其他学院成立的时间都要早，历史悠久。目前已有270万人次参加过香港大学SPACE学院的学习。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历经8年发展，也有1万多名学员，而今天你们已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成立后，我们成立了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希望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提供进一步深造机会。为什么我们会推出企业研究院？我在内地感受最深，觉得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就是大家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在香港见不到，可能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见不到。我们的很多学员都在港大ICB修读过不止一个专业课程，最多的同学甚至修读了四个课程。如此的学习热情及投入，毫无疑问将为中国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具有巨大潜力，因为人才决定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潜力。

港大ICB的设立，是希望为内地在职朋友提供继续获得知识的机会。除了专业知识外，我们更希望这个平台是一扇窗户，帮助大家打开中国以外的世界，开阔视野，这一点非常重要。几千年前，中国人通过修筑长城抵御外敌，源于恐惧的心理。如今，城墙没有用了，于是我们有了防火墙。防火墙让我们生活在虚拟的“城墙”中，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即便今天你们在香港，你打开手机仍然无法获得内地以外的信息。

9月份的开学典礼致辞，我讲的题目是“困局”。其实更多的是分享我的经验与感受，或者是一种经历与体会。这篇开学致辞发布后获得大量转载，港大ICB官方微信阅读量两天之内就突破二十万，最终我们看到的不同的网站转载，阅读量起码超过五十万。一个平常的开学典礼，一篇平常的开学致辞，为什么引起如此轰动？我觉得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我们的判断出现失误。既然有了第一回的“困局”，不如今天就讲第二回“变局”。

我先分享一下自己的亲身体验。90年代，我在美国采访非法中国移民在美国面临的困境，当时发生了“金色冒险号”事件。“金色冒险号”从中国驶离，带着几百位来自福建、浙江的非法移民抵达纽约后发生了搁浅，偷渡者被遣送回国或者投入监狱。我最后一次采访的对象，是一批在狱中度过近五年时间的非法中国移民。令我震惊的是，监狱所在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里的一群白人在这五年中，每个周日都会到监狱里面探望他们。监狱中的这些非法移民受到另一群素不相识人们的关爱，令我非常感动。这使得他们对美国有了完全和以前不同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人际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很重要。

港大ICB不仅希望为大家提供专业知识，开阔视野，更希望能够加强大家的相互理解。我相信你们在此次香港之行后，大家对香港定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因为我们为大家提供了深层交流的机会。

近期有一部讲述中美关系的纪录片《Better Angels》，由中美两国导演共同完成，采访了三位重量级的美国国务卿，从基辛格到老布什时代的国务卿贝克，以及克林顿时代的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但纪录片更多采访的是平凡的普通人，包括来自德州的美国陆战队队员在上海教英文和足球的故事；一位中国珠算老师，在美国教数学的故事；两位美国妇女在美国最穷的阿拉巴马州一个中国工厂做工的经历；还有一位中国盲人在美国旅行，如何获得关照的故事。这些平常故事恰恰是确保中美两国和平的基石。每一位平凡的普通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才能使两国之间的距离变短。

我们知道中美两国领袖即将在G20峰会见面。我无法预测结果。但我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但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而且已经无法回头了，而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防止两国走向冷战。但如何在目前的困局中找到变局的路线图呢？

第一个层面——开放

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开始采取完全不同的对华政策，准备跟中国交好。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想中美关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科技冷战和经济冷战不是不可能，而是这一新冷战的热度到底会有多高？不管如何发展，我们必须问自己，中国应该往哪里走。我觉得在变局时代，只有“开放”是唯一的答案。如果不继续开放，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当我1979年离开福建一座小县城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四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当年要用9个小时坐汽车到达省城福州，再用45个小时从福州来到天津。今天坐动车1小时到省城，然后乘飞机只用3个小时，这是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归功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巨大的驱动力来自于中美关系。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了改革开放的起点。而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建交公报。正是基于中美建交后所带来的国际环境，才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坚持开放。而中国目前发生的很多问题和面临的困局，恰恰说明我们开放不够，改革不够。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然而六年过去，我们还在浅水区里滑行，改革面临着重大困境。

在座的很多创业者朋友可能比我有更深的体会。最近一年到半年，我跟内地很多企业家在沟通中都深深地感受到，企业家们对未来忧心忡忡，这是前所未有的。近来中央强调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可想而知民营企业面临何种困境？所以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样的困境。经济上出现民退国进，市场经济不健全。在政治层面上也基本没有变化，我们的改革也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在经济方面，我们曾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也处于停滞状态，增长也开始下滑。

目前全球有四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梵蒂冈、文莱、沙特和伊朗。政教合一所带来的问题是扼杀自由思想，阻碍独立思考，而这两者恰恰是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我们的改革不应受到外界的压力而进行改革，而是应该着眼于强化内部的竞争力。自中美发生贸易战后，我们所出台的政策在开放力度是很大的，但在外界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和回响，可能是欧美国家等待中国市场开放已经很久，他们觉得中国在加入WTO时做出很多承诺并没有实现。这导致如今中国内部改革的停滞，外界也出现了对我们不利的声音。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朝向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这不仅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广阔天地，而且可以减轻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的压力。所以更加全面开放是唯一答案。

我刚刚从中东游学回来。从卡塔尔、伊朗到阿曼，同学们一路上最大的感受是，跟美国人对着干没有好处。伊朗曾经是非常成功且富有的国家，但他们今天面临非常大的困境。我曾以为阿曼非常落后，但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机场比香港机场还要漂亮，马斯喀特很多新建筑都是过去十年发展起来的。卡塔尔就不用说了，参观并了解他们为世界杯和未来的国家发展所进行的建设和战略布局，印象深刻。阿曼与卡塔尔与西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这是他们可以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所以更加开放绝对是在变局中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之一 ——认知

除了开放，更重要的是认知。我分享一个卡塔尔的故事。卡塔尔拥有240万人口，其中卡塔尔人仅30多万。大部分劳工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去年沙特联合其它海湾合作国家，对卡塔尔进行经济制裁。但是目前来看，卡塔尔毫发未损，因为卡塔尔拥有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卡塔尔在沙特和伊朗虎视眈眈之下必须找到定位，找到保护伞。

因此认知很重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去清楚认知自己所处的地位。2008年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出现了巨大偏差，过分自信。这种过分自信源于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但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与美国的GDP差距越来越小，我们也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均GDP在全球位列七十几名。虽然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在过去十年中飞速增长，但美国教育投入是我们的十倍。中国消费能力已经很强，但美国消费能力是中国的十四倍。更重要的是美国平均医疗投入是我们的二十多倍，这个差距是巨大的。

我们不是要妄自菲薄。认知有两个重大误区，高估自己，低估自己，都是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正确评估自己。心理学中，自我认知是人类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认知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思维角度，还有就是如何做出判断。所以信息获取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对称的信息，如何进行正确判断？思维角度同样重要。正如在港大ICB学习之后，我希望你们对问题的思考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因为不同角度，不同思维方式，面对同样信息就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信息对称，思维角度，以及最终如何判断构成了一个人的认知。如果我们能够打开防火墙，获取各类不同的信息, 并从多角度去看待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和正确地认知现状，知己知彼。但这方面我们做的很不够。

美国大革命后，法国人托克维尔花两年时间游历美国，拜访不同的人，写出《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帮助欧洲国家认识美国。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为了认识日本，花费多年时间写出《菊与刀》。然而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又有多深呢？除了对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有表象认知之外，对美国中西部、美国底层又有多少认知？来自华尔街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和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班农，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震惊。他公开说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得益者是华尔街，而不是美国百姓；如果今天美国不改变，将会发生革命。这个观点正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我们对此变化知之甚少。所以认知不仅是自我认知，还包括对他人的认知。我们只有对他人和自我拥有更好的认识之后，才能做出好的判断。所以变局第一个关键词是开放，第二个关键词是认知，第三个关键词则是对话。

第二个层面之二——对话

对话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远远难于对抗。我在伊朗游学期间，邀请了一位伊斯兰宗教方面的资深学者跟我们交谈。他提到，伊斯兰教非常主张对话，主张跟佛教对话、跟基督教对话，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这说明大家都重视对话的重要性。但当他讲到跟基督教对话的时候，却称因没有时间无法继续深谈。其实是因为在伊朗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他不敢涉及这个题目。

所以开放非常重要。只有开放才能让大家讲真心话，能够真正真诚的对话。我在伊朗伊斯法罕不仅看到清真寺，也看到亚美尼亚人的基督教教堂。开放其实是自信的表现。唐朝时期，很多宗教都从外国传入。佛教是印度传入的，从波斯传来的拜火教、景教以及明教都在唐朝盛行，这些宗教在长安都设有自己的经堂、教堂或者清真寺。这是一种非常宽容与自信的心态。

谈到对话的重要性。举个例子，从1955年到1969年尼克松政府内部决定要与中国缓和关系，直到基辛格访华之前，中美在波兰华沙共谈判137次。基辛格访华之后，中美大规模外交会谈才结束。所以对话远比对抗重要，更比对抗难。

我们如何能够创造更好的环境，跟外界交流和对话?美国心理学家萨提亚曾提出“冰山理论”。一个人的“自我”就像冰山，浮现出来1/8是能够看到的，而隐藏的7/8都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对你的认知非常浅显，你对我的认知也并不是我所呈现的。如何将另外7/8呈现出来，则需要进行“冰山对话”。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常常容易被情绪所控制。

2016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出版一本书《反对同理心》，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书中强调我们对话当中容易受到情绪影响，进而影响到认知，影响到对话的功效。内地曾经发生过的“反日示威”，因情绪化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普通人因驾驶日本品牌的汽车竟然可以被殴打致残。情绪化反应更危险的情况是反映到媒体上。11月9号, 内地有媒体发表社论，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正面肯定和评价。如果到来今日，我们跟西方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对抗，那是情绪失控。所以我们必须在变局中掌控心态，而不要被情绪带动，这会带来非常危险的结局。

第三个层面——目标、价值、影响

其实，就在开始我提到的那样，沟通和交流能够帮助很多人缩短彼此间的距离。201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举办的时候，恰逢我们组织日本游学，同学们的家长纷纷抱怨为何选择这样的时间去日本游学时间。但是十天日本之行结束后，我们的学员对日本的感受全面改观，包括对当地人民，社会及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现状。为什么日本当年可以发展这么快？他们发现日本也并非我们所想象的经济那么差，其实日本发展是远超我们想象的，特别是在创新领域绝对不可以低估日本的实力。这就是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性。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或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交流和对话中必须寻找相同的目标。目标相同，对话就更容易进行。港大ICB过去八年的发展如此快速，跟在座的每一位学员、每一位校友、每一位工作人员以及每一位老师都紧密相关。因为大家都认同一个目标，就是如何通过这个平台共同成长。我们很多老师愿意与大家分享他们的业界经验，正是因为在交流过程中他们获得成长，我在交流中也获得成长。十几年前，我每个月面对面给大家授课，跟大家可以近距离交流。成为院长之后，失去了这一机会。所以我现在非常重视每次跟大家近距离亲密交流的机会。正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目标，我们才能往前走，也会珍惜彼此。

中美关系亦如是。当年中美决定缓和关系并开始建交，因为都秉承相同的战略。中国和美国当年有个共同的目标是要阻止苏联的扩张，所以意识形态不同可以放下，如今我们如何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目标呢？而今这个目标已经不存在。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已明确将中国作为敌手，作为重大对手来看待。美国不再将中国视为朋友，而是对手。那么变局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更多相似目标呢？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没有相同目标是很难的。拥有相同目标，就像特朗普跟沙特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拥有相同利益目标，特朗普才会将华盛顿邮报记者被杀事件就轻松放下。因为相同的利益，他们走在一起，当然特朗普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使得美国失去以往的道德高地，在美国内部和全球都引发对其的不满。因此，相同的目标固然重要，但拥有相同价值才能够让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让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走到一起。G7会议上不管七个西方发达国家如何争论，他们始终认同相似的价值观，他们拥有基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相似价值，因此在他们之间发生毁灭性冲突的机会就小得多。

在这里我更想谈的是法治层面。如果中国真正成为法治国家，在与外界交流当中，就更容易被认可和接受。如果拥有被认可的公平的的司法制度，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内部问题也可以获得更好的解决。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受到中国人的焦虑心理。这种心理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法律边界在哪里。举个例子，当你开车时，你知道实线不能越线，所以开起来就会很轻松，在香港就是这样。而在内地，有人随时会跨线过来，时刻都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也因为这样，香港的司机一旦到了内地就毫无顾忌，违章驾驶绝对不差于内地的司机。所以法律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如果大家在乘车时都遵守排队规范，那就不会出现拥挤现象。这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故事。

今天在中国做官是最辛苦，最累的。前几天新闻报道，一位官员因为洗澡没有接到电话而被行政记过。那么我们在官场到底应该如何做？这种因法治不健全所带来的焦虑，会投射在每一位普通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价值同盟很重要，因为价值同盟，从英国失去全球领导者身份，到美国成为领导者的转变当中，世界各国没有出现太大的震惊。而当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时候，则引起全球各国巨大的担忧。因此，相互交流理解，相互影响非常重要。而这样的理解与影响，不应该只是来自官方，而是应该来自每一位普通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海外所投射的国家形象，也影响世界对我们的认知。所以在座每一位的言行都很重要。我们要呈现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我们会被人误会？我们老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要受到不同的待遇。如今美国人也说了，你们觉得上海和贫穷的山区天壤之别，他们的纽约和中西部也一样天壤之别。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很富裕了，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呈现出一番天朝景象。2014年，北京巨资建设雁栖湖会议中心迎接APEC会议；然后又是G20会议，杭州全城花巨资筹备，我刚刚看了张艺谋导演的《印象·西湖》，完全明白外界的感受。你们政府可以动不动就花这么多钱搞一场秀，那这个国家肯定太有经济实力了，会吓坏人家的，我们不需要处处都去表现自己富得流油。所以连非洲国家都产生误会，觉得中国如此富裕反而不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因此我们投射出的形象非常重要，我们到底应该用何种心态与外界交往，用何种形象让外界对我们有更正面的认知，用何种行为和价值去影响别人？

今天，我给大家所呈现的是一个金字塔。第一层是开放。只有开放的心态才能往前走，帮助我们走出困局。第二层是认知与对话。我们对自己有更好的认知，对他人有更好的认知，而且不受情绪影响，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而认知和对话是否可以产生积极的结果，需要基于大家是否有共同的目标、价值、进而彼此间的正面影响。所以目标、价值、和影响是基础。我相信不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人人都想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我们互相之间更好的认知与对话，反而能够让我们少一些忧虑，进而敞开各自的心扉。

我相信大家在港大ICB的学习，都是基于相似的目标，让个人、企业、国家发展的更好。因此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相互认同的价值观，是否感受到相互间的正面影响。因此金字塔底部的支撑层面，由相似的目标，相互认同的价值，到彼此之间感受到的相互的正面影响，进而奠定更好的认知和对话的基础，最终实现心态上的开放、社会的开放、和国家的开放。

最后祝愿大家在港大ICB有个非常愉快的学习之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