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
过去的认知与他人的认知——刘教授2017年5月开学典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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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香港大学的本部大楼外就有美丽的凤凰花盛开,这是校园里最美的季节。
今年的5月,对香港大学SPACE学院而言,还有着特殊的意义。1957年5月21日,香港大学SPACE学院的前身,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正式批准成立。60年来,香港大学SPACE学院累计报读人次超过260万人次。在此,我希望与各位分享一个3分钟的视频,回顾学院60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
视频地址: https://v.qq.com/x/page/n0516xy6h79.html
此时此地,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你们有何感想?你们第一次听到香港大学SPACE学院(中文全称: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这个名称时,你们是何反应?是不是会想到你熟悉的继续教育学院?为何许多同学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上完课之后,对我们会产生完全与过去不同的体验?
就某种意义而言,SPACE学院扮演着香港大学Pioneer(先驱者)的角色,因为它曾在诸多专业学术领域开创先河。香港大学SPACE学院开设香港首个法律课程、人力资源课程、图书馆学课程、房屋管理课程,等等。法律课程发展成为香港大学法律系,进而成为蜚声中外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在MBA课程尚未问世的时候,香港大学SPACE学院于50年前,开设了香港第一个管理学文凭课程Diploma in Management,今天香港政商界不少要员,都曾修读过这个课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创办针对内地同学的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的时候,就必须走与其它传统商学院不同的、有特色的,专业性和实战性更强的发展道路。
敞开心扉,开启学习旅程
很多时候,我们的概念在一个特定的关联里,它所产生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在听到一个概念的时候,常常将其内容和意义与自己的经历和记忆相联接。例如,“进修”在内地是与低水平的课程挂钩;我们经常讲课程质素检讨,“检讨”这个词在内地也是负面的,但这里不是。
我以前教IMC(整合营销传播)课程的时候,我常会与同学分享一个案例,不同文化里面,同样的概念常常会产生不同的场景。比如讲到“餐具”时,东方人会想到筷子,西方人想到刀叉;印度、中国新疆部分地区的人会想到手;说到“football”,我们很多人会想到世界杯和英国人用脚踢的足球,美国人则首先想到美式橄榄球,澳大利亚又有澳式橄榄球;又例如当我们说“lucky number”(幸运号码),中国人是8,但西方人是7。
今年在德国和波兰游学的时候,同学们看到德国总理官邸质朴简约,无层层把守,周围大片绿地,他们就开玩笑说,这还不如我们的县长官邸呢!但那就是德国的总理府。我们到柏林自由大学,同学说我们想找大门拍照,但人家说,大学没有校门、也没有围墙,这些与我们以往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并不相同……我们去参访,人家准备了三明治,有一位游学的参加者抱怨港大的游学是否就提供“饭盒”,但那就是人家典型的午餐啊!
概念在不同的环境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的认知,常常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所以,学习有如一次旅程,就是将自己过去已经固化的对某一问题的思考与认知,在看到新的风景、听到新的故事,了解到新的看法之后,新旧两者产生碰撞,重新思考。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可能的冲突,愿意接受改变,这是学习特别重要的一点!
最近刚刚看了一本2017年哈佛大学新出版的书,The Enigma of Reason,译成中文大概叫做《思考之谜》,作者:Hugo Mercier & Dan Sperber ), 作者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他说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类能够团队协作,形成自己的社区,这固然是件好事,因为协作是人类发展必备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形成社区之后,需要成员们对事物有共同的认知。在这种环境下,接纳新事物,否认既往的共同认知,由一个被人接受的成员,变成一个社群中的“叛逆者”是很不容易的,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书中,作者用了“confirmed bias”(确认的偏见)来描述这种固守已有见解,不接受其它事实和观点。所以,要改变“确认的偏见”是很难的。
这位心理学家在书中提及他在斯坦福进行的一次调查,对象分别是支持死刑与反对死刑的两群人。他给到他们提供两种不同的数据,分别列举了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为什么应该支持死刑。这两个人群在看完这些不同的数据后,反而更加坚定地捍卫自己之前的观点。所以我们的人类社会很容易是生活在自己“确认的偏见”里面,不管看到什么新东西,都不愿意做改变。
我们的认识当然建基于既往经验,但是在学习的时候,如果“执迷不悟”于自己的“确认偏见”,往往并不会产生积极作用。敞开心扉,开始一段崭新的学习历程,这样才可能学到更多。
独立的思考,发现更多事实与真相
除了“过去的认知”,还有一种叫做“他人的认知”。我们的知识和智慧,常常都是靠他人提供的,这当然正常不过了,但这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后遗症呢?
最近看的另一本2017年新书,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不妨译作《知识的幻象》(作者:Steven Sloman & Philip Fernbach) 。作者曾在耶鲁大学做过调查,看看耶鲁的研究生是否了解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如何运作,结果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清楚,例如马桶是怎么冲水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他人的知识和智慧,这也是诸位来此学习的原因之一。不懂马桶是如何冲水这种小事也许无所谓,但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什么是“后真相”?这是早在1992年由美籍塞尔维亚裔的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提出来的概念,即: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真相已经不重要,就像特朗普信口开河,讲的很多东西都不是事实,仍能入主白宫。他就职后,又发明了一个让我这个曾经做过记者的人汗颜的词,就是“alternative fact”,“另类事实”或“另类真相”。在枉顾分析数据而坚称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人数多于奥巴马时,他的发言人坚持说,“我们看到的是另类真相”。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如果面对重大事件而我们无法获知真相,被动接受他人的认知,而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就将面临易被操控的风险。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容易被“忽悠”。
所以说,借助自己的既往认知,我们不要过于执迷不悟;借助他人的知识,我们不要忘却独立思考。
几天前,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一位昆明姑娘的致辞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名女生瞬即变成“网黑”,成为众矢之的。事件经一些营销账号、甚至一些缺乏基本判断的官方网站的转载下窜热,众多网民在不了解她的情况下跟风起哄。这是不是很可怕的现象?其实我们对她又有多少的了解?今天,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是单一的事件,已成为我们社会的常态。
几年前我看过一本书,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中译本:《千夫所指》,作者:Jon Ronson)。作者是位英国独立制片人,他采访了全球很多位在网上被羞辱的人、被“人肉搜索”的人。虽然也不乏罪有应得之人,但多数都是无辜之人,他们没有犯过任何“大恶”,且在不知情下,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成了全世界众人皆知的“网黑”。作者在书中讲到,“我们往往低估了一种影响我们人类的一种力量——羞耻。很多人被羞辱,然后无地自容。”
而在社会化媒体渗入我们生活的今天,忽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些早已被定义为不道德的事情,在网络世界中竟然死灰复燃了。我们都知道死刑犯不可游街羞辱,但现在我们在网上世界里不就是如此放肆地羞辱和评判没有犯恶之人吗?而原因就是我们太过依赖于他人的认知和判断了;没有自己的判断,无脑盲从是极度可怕的。
今年年初,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与世长辞。这次游学在波兰,走在华沙的街头,看到的是肖邦、哥白尼的雕像,但我走到华沙大学门口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是曾在那里教学的著名社会学家鲍曼。他是波兰犹太裔,但在20世纪60年代被驱逐出境,客居英国,一生著述70余部。2016年他在接受西班牙一家报纸采访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看看大家有同感么?
“多数人利用社交媒体不是用来拓展他们的视野,而是把自己锁进同温层,听他们自己的回音,看自己的倒影,社交媒体非常有用,也提供了娱乐,但那个是一个陷阱。”
而在2015年,他在新书《流动的邪恶》里面把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叫做“流动的邪恶”。我再读给大家读一段。他说:
“在今天,流动的邪恶正隐秘在某处,人们很难辨认出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它的迷惑性很强,它能够有效的掩饰自己,让人们不知不觉地信赖它,被它所吸引。每一天,每一刻,无论是在自愿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手机用户、电脑用户等不断的通过网络发送或接受信息,如今的人们再也不需要‘友爱部’。”
随便提一下,“友爱部”是小说《1984》中大洋国的四个部门之一,起了一个很美好的名称,但是专责洗脑。《1984》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很值得一看。这部讽刺小说所预测的集权统治,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面对这样纷扰的世界,我们更需要独立的思考,以发现更多的事实与真相。
本次波兰游学,我们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你可能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但走在昏暗的集中营,那一刻对心灵的冲击是电影无法相比的。有位同行的同学问“犹太人为什么不反抗?”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能回答的是只能借助鲍曼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他在思考大屠杀的时候,并不认为这仅是犹太民族的一个灾难,也不认为这仅仅是纳粹德国的一个歇斯底里的行为。他说这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必然。因为如果你去看整个大屠杀的话,它是由设计者、执行者以及受害者完全集体协作的一个行为。如果没有德国人、甚至世人的冷漠,没有犹太人的配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已经被洗脑了。在现代性里面我们非常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我们愿意牺牲自由来换取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二战那个时候的欧洲的一个情景。于是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被人接受,我们甘愿受到国家机器的把控。而且由于我们在科学发展当中不停地去将不同的动物更加细化,于是可以接受人类是有不同等级的,所以犹太人是劣等人,是可以从地球上被抹去的。
但问题在于,鲍曼认为,直至今天,我们人类还没有从大屠杀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国家官僚机器为其提供了手段,社会的瘫痪和不作为为其亮起了畅通无阻的信号。所以我从来都不认为,为了安全感我们应该失去自由;如果稳定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最终我们会一无所有。
独立的思考不仅仅是要看到今天的现实,还要看到未来的发展。再介绍鲍曼的一本书,他在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今时今日会发生的情景。在《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和弃儿》(Wasted Lives: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这本书中他提到,世界各国都将移民、难民当作恐怖分子,这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发达国家将这些人挡在自己门外的一个借口而已。今天看看,这不是已经成真了吗?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次,我们的成长离不开过去的经验,但我们面对一个新环境的时候,我们不能太执迷不悟;我们的知识离不开他人的认知,但千万不能因此放弃独立的思考。
一个新的起点,一座新的山峰
我希望大家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的学习是一次开阔视野之旅,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征服一座新的山峰。一年半以后回首,走过的足迹是否留下不同的回忆?最后登顶的时候,你是否会有不同的视野?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什么?学的不仅是知识、学问,还有做人做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家听到这句话经常都说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吧,其实孔子说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一起分享我们自己的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做人做事的心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知识、经历是我们没有的,是我们在座的老师没有的。但只要用孔子所说的谦卑心态去迎接我们的学习,你一定能够会有更多的收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I know one thing that I know nothing”。
我坚信港大ICB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因为ICB的发展有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的信任与支持。
谢谢大家!
(刘教授2017.5月开学典礼演讲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