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荣教授：毫无异议，我们已经进入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时代，从AI、区块链到5G等领域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这一次最新的科技变革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位。我们如何通过相关技术，使能源、汽车、基建等领域在一个科技上有重大突破，是当前的重要议题。

全球令人瞩目的、与众不同的城市是香港，具全球最快速发展前景的城市是深圳，这两驾马车如果能够并驾齐驱，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我相信可以给大湾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也能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题目非常重要。

主持人：邓教授，您在美国长达21年后加盟香港大学，您对香港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有什么样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世界上其他大湾区有什么不同或者明显的特征？

邓希炜教授：香港是全球唯一一个有4间大学在全世界排名前50位的城市，包括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和城市大学，可以说香港在全球算是一个大学的城市。香港在产学研的研究和学习方面相当有经验，在人才方面、在基本科技研究方面也非常有优势。不同大学的不同学院里有国际上排名靠前的项目，吸引了包括国内大湾区及全球的学生来参与。所以我觉得，大湾区“9+2”城市结构里，香港的明显优势是在产学研互动方面、在学习、在研究方面，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回到土生土长的香港，我觉得香港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键时期，可以说是十字路口。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有很多经济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包括房价处于全球最高位置，还包括产业太过单一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还有政府的官员可以在香港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跟大湾区融合好好调整香港，另一方面推动香港现有比较优胜前沿的产业，包括金融、教育和医疗，对大湾区做出贡献，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主持人：请问二位教授，香港距离您心中的国际创科中心到底有多远？

邓希炜教授：我觉得香港产学研方面的互动，可能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产业链可能有短板的现象。大家应该很清楚，香港的缺点就是它的工业占整体GDP的贡献非常小。还有一点，香港研究公司的投资也不是那么多。这个也跟香港长期没有发展工业，没有工业转型有关系。所以我2019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一直在香港推动“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本身可能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概念，或者很多市民对“再工业化”的内容有一些误解。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再”这个字，引起很多人想到香港八九十年代那些劳动力密集、比较低端、以出口带动为主的工业。我们现在讲的工业是工业4.0，用最新的科技、用人工智能去推动工业发展。我觉得香港除了研发、基础研究做得好以外，也有很多以前的工业家希望可以通过工业4.0技术，帮助香港再做工业。

工业层面，我觉得对科技或者研发本身关联比较大的包括医疗产品、健康产品，包括香港一直以来的强项——食物工业制造。香港的很多食物，包括零食，包括酱油，在国内、在海外的市场都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香港是可以通过一些新的制造技术、人工智能，还有工业4.0的技术，放大工业的规模。同时，香港的厂商以及政府本身，也可以好好地推广香港品牌的产品。

刘宁荣教授：我觉得香港能不能成为一个科创中心，能不能有创新的生态，取决于几个因素。

第一毫无异议是市场。没有一个大的市场支撑，有多少创新也不可能让你的科研找到更大的服务群体。在大湾区的合作里面，恰恰就是因为有大湾区巨大的市场，才能够让任何一个创新都有可能在大的市场里面尝试、实验，成为更好的产品，所以市场很重要。市场也代表一种竞争，市场越大竞争就越激烈，我们的创新才能一步一步地往上提升。

第二人才很重要，没有人才也不可能创新。香港和内地之间，特别是和大湾区之间的合作，为什么对人才这一因素是利好作用呢？刚才邓教授提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香港这样，有4所大学被评选为“全球最好的50家大学“。除此以外，由于香港的地位，香港的学术人员可能比内地的学术人员更易于和全球接轨。科研创新离不开最新的知识，最新的学术互动，跟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重要，香港也有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

第三科研创新离不开资本。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几个金融中心之一，它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和积极的角色，能够为相关企业找到资金助其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大量的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寻找资金。香港离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当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如果将香港和内地，包括深圳以及其他相关城市联合起来，充分利用各自有利条件，我觉得不仅是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而是整个大湾区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创新科技中心。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主持人：香港政府如何参与并推动与内地的创科合作，香港的政策该如何配合？而这些政策的变动会给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带来哪些新机会？

邓希炜教授：我个人的意见是香港政府应该采取比较正面、比较直接的态度。一直以来，香港政府都以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方针去管理经济。八九十年代全球经过很快速的全球化，香港作为一个小型的开放型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加上中国经济开放过程，收获了很多开放红利。现在我们知道全球正在经历去全球化，中美关系短期内也很难有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采取一个比较正面地推动。

一方面应该好好地配合国家“十四五”政策，把香港打造成一个全球创新科技中心，同时发挥好本地优势，包括金融、医学、医疗系统、高校。香港很多人才具有国际化的经验，应该好好地跟大湾区的主要城市协同合作。另一方面，我觉得香港政府也应该意识到，跟其他大湾区城市需要一个协同合作的空间外，也有竞争的情况。所以好好地认识到香港特有的优势，把这些优势好好推广，给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

刘宁荣教授：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不太一样，政府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

在推动大湾区的合作方面，政府当然要更加地积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战略眼光。但是香港又跟内地不一样，如何在协作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府如何在提高参与度和充分利用市场作用之间做好平衡？国内可能更加重视政府的介入，这是香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政策上，要鼓励香港各方面人士积极参与大湾区的融合。但我觉得要让香港人看到融合的益处，首先要让香港人看到“再工业化”过程中香港的变化。如果说“再工业化”，像邓教授说的那样，这个词不好，我们有一个新词，我们就说在数字科技、数字经济时代香港要如何腾飞？香港政府要让香港人看到城市的数字化过程带来的新的发展好处，香港人可能会积极地参与数字经济的发展。

主持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金融科技创新应用提供了更大、更广的平台。如果跟其他临近城市、地区相比，比如新加坡，香港的政经环境有哪些优势，同时又有哪些短板？我们如何更好地发挥香港的优势带动双循环经济？

邓希炜教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每天都想这个问题，每天都有新的思考，可以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我初步的看法。

第一，香港比新加坡或者大部分亚洲城市有优势，它是一个中国的城市，同时又有非常国际化的经验。香港的大学里面官方语言是英语，可以直接吸引不同国家的人参与学术的发展，他们也能感受到香港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比较舒服的。

第二，我觉得香港的金融一直以来都比新加坡、东京等大部分东亚城市搞得好。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它是用普通法。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一些投行，对普通法的看法比较正面。全球最大的三个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都是用普通法作为法律基础。

另一方面，香港经过了全球化不同阶段，包括中国过去30年全球化的经验。香港帮助国内很多公司融资，还有帮助很多海外的公司在九十年代、2000年左右进入中国。05、06年之后，国家的政策开始走出去，搞一些对外项目包括现在常说的“一带一路”的时候，香港在融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也吸收了很多经验。

建设的经验是非常难得的。没有一个城市，既有参与国家发展的经验，还有那么多融合西方国际化发展的经验。新加坡可能在国际化层面获益很多，不过它没有参与国家40年经济改革的过程，相比香港确实少了很大的市场。

刘宁荣教授：虽然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国际化程度讲，不说别的就说英语的使用，日本人、东京人跟香港人比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国际化程度日本可能还不如香港。

从经济规模来讲，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羡慕的份。李光耀总理说过，香港不仅仅是700多万人口的市场，它背靠的是中国内地巨大的市场。如果不讲内地，只讲大湾区“9+2”城市，“9+2”城市GDP总量在全球排名第八位，仅次于意大利，量非常大。

从这点上讲，我觉得香港的地位非常特殊。尤其是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香港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面临我所说的“一球两制”，一个地球两种制度竞争的情况下，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对两种制度的熟悉程度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没有办法比拟的。香港如果充分利用这个优势，真的是如鱼得水。

主持人：“十四五”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其中一个核心要点叫作“持续创新驱动”。在“十四五”规划里面，香港将会进一步成为国际、创新、科技、区域、知识产权、贸易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说到科创赋能大湾区，不得不提到大学的产学研创新赋能。香港拥有很多QS排名较高的大学，我们如何有效地联动香港亚洲顶尖大学资源，推进大学科研成果商品化？香港产学研结合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对内地有借鉴意义？

邓希炜教授：第一，我的感观是香港产学研方面没有产。没有生产的话，很多学术的研究会停留在一个比较学术的层面，不会影响到民生，也不能够做成市场化。在香港那么小的市场里面，很多人不会感受到学术界做了那么成功的研究，感受不到对他们的生活、对本地的经济有什么贡献。

我觉得大学教授可以更有自由度地去参与一些业界的活动，或者市场的推动。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待过半年，那些研究型的教授差不多每一位做学术比较成功后，都会开一个小的公司，或者做一些公司的顾问。那些经验，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做研究，在学术层面做得更好，研究也会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赚一点钱，把他们的研究知识再增加一点。加州政府也非常鼓励大学教授跟企业互动合作，反过来看香港，还没有做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我们有很多规矩不允许大学教授参与市场的运作以及和企业家互动。

第二，回到一开始讲的“再工业化”。没有工业，没有生产，很难把一些大学里做的研究做成产品，或者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很简单，别说在香港生产几十万的产品，就算做一个很简单的模型，香港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出来。或者做出来以后，找不到测试的基地。我觉得香港需要一定的“再工业化”，才能够把产学研整个产业链重新提高。这会直接带动香港经济持续发展，增加更多就业，帮年轻人制造更多新经济的职位，同时可以增加香港人才的比例。还有，刚才我说斯坦福的经验，提高教授、研究所研究的质量。

刘宁荣教授：我觉得香港的大学，在研发和产业的链接接弱一点。可能过去香港的大学教授薪水比较高，所以鼓励大家做研究，跟社会造成了脱节，这是我的想法。现在这种现象开始改变，大疆跟香港科技大学有关联，商汤总部在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学有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包括香港大学在内，我们新校长来了以后特别重视创新，鼓励大学中的创新和社会进行对接。

我的邻居在中文大学教语言，他在香港科学园有一个办公室，他在里面做研发，通过技术帮助有语言说话障碍的孩子。现在香港也在发生变化，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变化更快速一点，这样不仅有利于香港本身的竞争力，也有利于香港在整个大湾区的融合中起到更大作用。

主持人：香港大学作为世界百强大学，如何为大湾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以释放更大的创新势能？

刘宁荣教授：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离不开人才，人才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重要的。香港在人才培育上有它得天独厚的条件，之前我们一直在讲香港的国际地位，香港和全球不同大学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联系是很多国家、很多城市的大学没有办法比拟的，香港有这样的特殊地位。而且香港的大学里面很多人才来自全球各地，如何借助这些人才加强大湾区的创新能力，是香港所有大学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点，香港的大学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可能比内地的大学有优势。内地的大学可能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资金吸引全球的人才，但是香港本身国际化的特点，可能更容易吸引全球人才在这里居住。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如何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住在香港，工作在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因为他们来香港，不觉得香港是一个不同的城市，跟他们生活的城市很相似，所以他们很容易融入，也愿意在大湾区工作。这是香港的第二个优势。

第三个优势是自主创新能力。香港的大学制度、大学本身的教学方式，鼓励大家独立思考，鼓励大家创新，这点非常重要。中国人，华人在奥林匹克数学比赛都能取得很好的名次，为什么没有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的孩子小时候能力是很强的，后面可能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香港的大学制度，能够催生更多人思考自己的发展路线，这在创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香港的“再工业化”，未来如何更好的配合大湾区发展，两者之间如何高效的产业互动？

邓希炜教授：提到“再工业化”，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没有条件搞工业。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我们的地很贵，这确实是个问题，第二我们没有人才，第三我们没有市场。这三点在工业4.0发展中，对香港来说已经不是问题。

第一，工业4.0用的都是最高端的技术，包括机器人，包括3D打印，包括很多人工智能的操作，对土地的要求已经降低很多。

第二，人才方面，我不觉得香港没有人才，香港有很多人才，不过可能集中在几个范畴，包括金融、医学，还有我们商学院。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香港的学生对科学、对科技兴趣没有那么大？主要是劳动市场没有给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香港的人才不是供应的问题，是需求不够的问题。怎么把需求增加？就是搞工业。

工业方面，我觉得香港已经有一些很明显的优势。包括很好的医疗系统，很好的医疗团队，还有健康、养生一些产品方面可以大量的研发、大量的生产。还有食物方面，香港对食物和食物安全的要求，一直以来都比国内很多城市做得好。

第三，香港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地方，要处理很多废物的问题。香港的家庭每天会制造很多废物，需要打造智慧城市，未来5年、10年在发展的同时，用工业4.0技术做一些环保项目、绿色产品。通过香港对绿色环保方面的需求，我们的一些研发、经验、产品、服务可以送去其他城市，送去亚洲不同的国家，所以我对香港“再工业化“是充满信心的。

九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处于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很多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就是等国家发展，等西方的一些公司透过香港打进国内，再等国家一些公司走出去，香港在中间赚了很多钱，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金融中心。没了那么好的蜜月期后，我相信香港政府应该会在未来几年有一个跟之前不同的经济发展蓝图。还有很重要的，市民也会慢慢接受香港需要工业。不搞工业的话，至少也相信只靠金融这个单一产业不够解决香港深层次经济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包括年轻人没有往上走的空间。

刘宁荣教授：我也认为刚才提到的几个领域都是香港的优势。节目开始之前，我和邓教授探讨哪个领域香港可以做好，我们都认为医疗领域是很好的。除了医疗领域，食品安全也可以。我有一个朋友做食品安全，将冷链技术应用到食品保存和运输，能在安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文化艺术领域，香港的拍卖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如何提供创新，我觉得也是香港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香港过去的发展太好，机会太多。有很多机会时，我们不会去思考突破，只有面临没有出路的时候，知道不能只靠金融来改变香港的时候，大家才会思变。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到了重新腾飞的时候，不仅仅是再工业化。重新腾飞需要心理上的变化，因为人有的时候只有被逼到悬崖边才能意识到需要变化。

只要政府的战略是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够引导香港市民认识到香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和空间。我们看其他的城市，新加坡也好，东京也好，没有一个城市只靠金融或者只靠服务业，科技的发展毫无异议是带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纽约这个城市，最出名的第一是金融，第二是旅游服务等，还有文化产业，现在它也很重视科技的创新，在全球的科技创新排名里面，硅谷第一位，纽约已经到了第二位。当所有和香港类似的城市都在思考发展的时候，香港怎么可能只靠一个金融发展？我觉得发展机会已经到来。

问题一：国外有说要避免过分依赖一个地方的供应，减少供应链出现断裂，这对中国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宁荣教授：新冠疫情让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看到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尤其在医疗设备、医疗器材以及药品方面，过去美国很多药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现在各国都在思考，我的供应链会不会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威胁。所以全球才会出现所谓“中国+1”的方案，很多国际企业可能要分散投资，分散供应链，这是目前正在发展的趋势。

我觉得大湾区这个概念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香港对未来中国的作用，一定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做好一国两制，这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邓希炜教授：我觉得未来几年都很难看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机会，所以大湾区除了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火车头外，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中美关系下滑的策略性反应。所有城市，包括香港在内，应该理解新的国际局面，除了对经济做出贡献以外，对中美摩擦既要感受到危机同时也要把握好不同的机会。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下把香港作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扮演好中国继续全球化中的角色。

问题二：我们还需要出国留学吗？

邓希炜教授：有机会的话看看世界当然是好的。我非常鼓励港大的学生把握住去外国交流的机会，如果他们想看看国内不同的城市，我更加鼓励。因为我确实觉得很多香港的学生、年轻人对国家的发展，对国家的政策或者一些文化背景理解得不够。所以我觉得多看世界、多学习、多旅游，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经验。同时，当他们有更广阔的世界观的时候，对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经济，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应该是更大的。

刘宁荣教授：不管现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如何阻止中国人去那边留学，中国人还是要本着“如何走出去”这个想法。走出去能够打开你的眼界，别人不让你出去你就缩回去，只能把自己的眼界限制了。

喜欢在全球走动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生活时带来的冲击，会对认识世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总认为视野和知识同样重要，有时候视野更加重要。不管是去欧洲还是美国留学，可以碰到来自全球不同的人。举个例子，美国的AI人才和全球其他国家比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差不多60%的AI人才都在美国。这60%里面只有31%来自美国本土，将近27%的人来自中国，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印度。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跟不同文化的高层次人才进行互动，能够帮助你有更好的发展，在创新上走出一条更好的发展之路。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一定不要错过在年轻的时候去看世界的机会。当你年轻的时候有看世界的机会，你就有可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问题三：今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年轻人的贡献，香港的年轻一代，特别是95后、00后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邓希炜教授：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还是对香港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还是想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跟国内、跟全球的年轻人一样，香港年轻人的活力还有对未来的追求，可能比我这个中年人，或者比我父母那一代更有向往。问题是香港那么小的城市，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年轻人发展的机会。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可能把一些经济问题，跟其他问题、社会问题连在一起。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有机会看看世界，然后反过来看自己的地方，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刘宁荣教授：我认为香港的年轻人，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还是蛮敬业的。敬业是一个社会、一个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除了敬业还有专业，我觉得香港年轻人做事情也很专业。这种专业的素质，可能跟从小的教育、成长的环境有相当大的关联。所以敬业、专业我觉得是香港年轻人的优势。

香港年轻人有一个弱势，拼劲和闯世界的冒险精神不够。闯世界、冒险可以到海外，也可以到内地。跨过深圳河，其实对一些香港年轻人来讲就是一种冒险，如果跨过去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可能就能够找到不同的机会。

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相比而言，香港的年轻人国际视野会宽阔一些。因为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条件去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息，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很小的时候去海外，这个也是他们拥有的优势。

问题四：针对目前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中小型制造企业数字化人才几乎没有，项目预算比较少，产品附加值不高，有什么好的办法利用新技术潮浪发展壮大？对服务制造企业的创业者又有什么好的创业建议？

刘宁荣教授：这个问题非常好，尤其是对于一个小企业来讲。小企业当然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在整个数字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投几十亿，就像华为。华为面对美国打压的时候，已经在无人驾驶领域大规模地发展，小企业当然不可能和华为比。小企业有没有市场？当然有，最重要的是看到市场的需求在哪里。

这次回到内地，我看到我们一个校友将AI和定位技术跟传统制造业连在一起，生产出一款救生圈。传统的救生圈是能够救人的，但很多时候穿上救生圈，却等不来救援。有了AI和定位技术，就能够很快定位你在哪里。一样是救生圈，过去可能就卖个一百块，有了这样的技术，就可以卖五百块。

所以，即便在小的领域，如果能够捕捉到消费者的需求就有发展的机会。物联网的发展已经在改变我们的家居，未来也能提供很多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小企业如何寻找、借助这样的技术，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我觉得这个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邓希炜教授：我觉得中小企业要在市场永远生存、运作，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在工业4.0的新时代，在去全球化的年代，中小企业反而有更多的机会好好地发展。以前的工业需要很多工人，需要很大片的土地，需要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都讲分散生产，分散销售，还有工业网络已经用到很多新的数字技术。所以中小企业要做的可能是好好把握经济转型的机会，认定他们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空间，认定他们在市场的定位，找准他们的产品、服务在市场的需求。

主持人（林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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