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2023年港大日现场，今天的论坛有16位讲者进行分享，我是其中之一。

这几年，我特别关注全球化问题。早在2020年，我就非常担心全球会陷入半脱钩、半冷战以及半球化的境地。其实这两年，“全球化”这个词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纽约时报》上个月做了一个统计，从1月到11月，这11个月时间里，“全球化”这个词在123篇文章里出现，所以大家都很关注。

大家知道，这一波全球化始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追源溯流，毫无疑问是在1945年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启动新一波的全球化。欧洲接受了马歇尔的援助计划而复苏，在美国领导之下，开始了全球化浪潮，但这次全球化的浪潮，苏联集团实际上被排挤在外。

1949年，苏联跟东欧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共同体，完全是计划经济，所以两个体制是不相融的。这个相融是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新的现象。

第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世界各国推崇市场经济。自由资本主义被英美广泛接受，中国与西方都在寻找新的道路。中国连《宪法》都改了，我们讲的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克林顿也将民主党转型，从极为重视福利的政策开始往中间转向，也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不仅在美国出现，英国工党也一样，布莱尔也改变了英国工党的左倾。

大家都往中间走，这不仅意味着大家都朝着市场主导的方向走，希望透过市场来调节和发展经济，这也导致了第二个重要现象发生，中美就“双方如何启动引导全球发展”这一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美国有技术、美国有资本、中国有市场，中美达成的共识促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快速腾飞，以及全球化步伐越来越快。美国工人因跨国企业纷纷转向中国而失业，同时中国的工人在这一进程中虽然获益，但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和极大的剥削。

第三个重要现象，大家都知道有一本很出名的书《世界是平的》，整个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没有国界的年代。贸易无国界、资本无国界、科技无国界，越来越多的人要把壁垒打破。大量外国的资本进入中国，技术进入中国。投资壁垒逐渐开始被拆除，也不是单向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在西方开始收购企业。这是第三个现象。

第四个重要现象就是经济中心不断向西移动。也就是从日本、向西移动到四小龙，再继续西移，中国成了冷战后全球化的新中心。

但现在全球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大家好像越来越从市场经济里后退。中国的情况有目共睹，大家都非常清楚，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现象非常严重。即便美国拜登政府，不管是芯片法案，还是通货膨胀消减法案，里面都大量塞入了国家主导的发展计划，补贴美国的工业，并鼓励美国企业回流，强调美国制造。大家可以说美国的情况跟中国不太一样，但它也开始运用国家力量去驱动经济发展，美国在学中国，尤其以美国现在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为主导的美国发展计划里，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第二，前面的讲者都提到了，中美现在完全没有共识，从有共识到没有共识。

第三，重建围墙与壁垒。从特朗普上台，这一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未来的美国不管谁上台都是如此，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不可能取消。特别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围剿与遏制，所谓“小院高墙”战略就是美国希望阻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超越美国。过去所强调的无国界、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受到了重大的挑战。现在技术、人才方面的交流限制越来越多，贸易壁垒也越来越高。我们刚才也提到，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降到了历史新低点，特别今年是负数的增长，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第四，我觉得经济发展的重心在继续西移。假如说二战之后的全球化重心是从日本转向“四小龙”，再到中国，现在则是向印度移动。大家都知道，今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跟拜登的会晤被视为和当年邓小平访美一样的重要和具历史意义。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奠定了苏联最终的解体。今天印度跟美国的联手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冲击？我们还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今天从特斯拉到苹果，大家都越来越看重印度市场。印度今年GDP的增长以及未来的增长都被全球看好，所以现在大量资金涌入印度，这也是一种新现象。新三角关系已经出现，美国-中国-印度这一新三角，取代了美国-苏联-中国的旧三角，这会如何改写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架构，现在还无法预测。我们已经看到印度最大的企业塔塔在印度南部投资建立苹果的生产线，富士康在郑州、在东莞的工厂的盛况不再。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去重置全球化？有“四个不”和“四个保”。“四个不”中有三个，我都在不同的场合做过一些分享，在我的新书《一球两制：「半球化」、「半脱钩」与「半冷战」》里也谈到这个问题。

第一，不打仗。过去四五年里，我一直在写文章，也都在强调不打仗。我坚信海峡两岸是不能动武的。我们从种种现象可以看出，中国现在全力发展经济，如果大家去过福建，福建建成了第一条跨海高速铁路，如果中国即将打仗，就不会修它了。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打仗。过去几年，很多人都在说随时要准备打仗，我说这是不会发生的。在这一次的旧金山的峰会里面，中方发出了非常清晰的信息，中国没有要武力统一台湾的计划。我们都知道，从19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就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彻底中断，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后又发生冷战，把整个苏联集团都排挤在全球化的浪潮之外，所以不能打仗。

第二，不对抗。我们应该不断思考如何寻找跟全球共存的最大公约数，不要不停地强调我们与别人之间的不同。这几年我们特别喜欢跟别人讲不同，有没有必要呢？我们不能否认，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存在不同。但是，我们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去强调我们之间的相同，这很重要。不要讲我们的价值观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都说要建立命运共同体了，那可以强调命运共同体，因为命运共同体是休戚与共的。多强调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普世价值，多强调社会的多元与包容，要交流，不要对抗。我们要努力缩小与别人的认知差距，这次旧金山峰会，中方宣布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访问中国，就是要促进大家的交流与理解。

第三，不脱钩。我觉得不脱钩很重要，绝对不能脱，美国要脱，我们也坚决不脱。我们知道，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跟其他国家搞好关系。习拜会后，日本和韩国就立刻与中国恢复高层接触，这是世界的现实，中美关系搞不好，对我们是不利的。在贸易关系上，在很多层面上，中美都不能脱钩。今天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准备竞选总统，要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最早提出不准中国人在佛罗里达州买房子，就在前几天，又提出不准中国人到佛罗里达的公立大学就读，政府的公立大学不可以录取任何中国学生，这是非常疯狂的，我们不能随着这些人起舞。

第四，不将贸易武器化。因为贸易武器化之后，就是变相脱钩。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对澳政策让澳大利亚很不高兴，整个西方人觉得中国人随时会拿出贸易作为武器来制服他们，这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事实证明，最终对澳大利亚也没有产生任何效应，而是相反的效果。美国也一样，美国这几年加大关税，不是最终也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吗？今天这么多中国企业到越南等地办厂，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东西少了，但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的东西，很多零部件都是来自中国，甚至墨西哥制造的产品，其中不少零部件都是来自中国。

以上是“四个不”，除此之外，还有“四个保”。

第一，确保全球经济的多极化。为了全世界的和平发展，政治的多极化和安全的多极化很重要。这方面我们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你要拉欧洲人去反对美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是很困难的，但是在经济上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今天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生产了多少电动车，在中国生产电动汽车，不仅在中国市场出售，而且要出售到欧洲和全世界，所以中德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要拉欧洲人来支持我们。欧盟在全球经济的多极世界里无疑占一极，所以要建立全球经济的多极化，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美国“极度害怕”多极世界，并力争维持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单极秩序，但多极世界比任何其它秩序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一带一路”毫无疑义是好的战略，也是实现经济多极化的重要举措。但我们在“一带一路”里有很多具体运作存在较大问题，高铁、港口等基建项目有利当地的经济发展，我们的高铁确实很好，但造价昂贵，回本是个问题，也带来了债务问题，斯里兰卡的港口就是一个例子。地缘政治也导致欧洲、美国纷纷推出欧版、美版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印尼、老挝也开通了中国的高铁，这次习主席去越南访问，我们马上要建造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高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是防范中国，这条高铁建完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乘着高铁就到河内了，但越南人竟然同意我们建这条高铁。如果能够建立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高铁，这一定可以拉近中国与越南以及东盟的经济合作的纽带。

第二，确保中国进一步的开放。这个话题讲了很久了，为什么还是有人怀疑呢？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尽管我们不停地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国策，绝不会动摇，但总是令外界怀疑。疫情中发生的与世隔绝的心态，在我们走出疫情一年之后必须改变。同时我们已经讲了多年的改革举措，迄今没有实现的要尽早落实。我们一会儿鼓励和肯定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一会儿又出现“国进民退”现象；一会儿声称民营企业家是朋友，甚至列入《党章》和《宪法》，一会儿又成为“敌人”，这样不行。我们也不喜欢美国一会儿把我们当朋友，一会儿当敌人，所以同样，我们也不能把民营企业家一会儿当朋友，一会儿当敌人。让国营、民营、外企都享受同样待遇，谁都不要特殊的待遇，一致公平就可以了。

第三，确保中国宏观政策的一致性。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宏观政策上一定要有一致性、要稳定、不要随时变化。这两年着急地把互联网、把教培、把房地产整顿成现在这样子，往死里打；现在经济不好了，又着急了，搞得人心惶惶。现在可能大家都问政策怎么还不出炉呀？多一点政策刺激好不好。但其实又不是很现实的，随时都在期待有新政策出来，这怎么可能呢？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大家都很累，还不如少一些政策的干预。

第四，确保源头创新。我们过去40年靠复制，今天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必定要搞创新，没有创新是不可能的。创新来自哪里？来自于我们愿意在科技领域的投入。中国去年R＆D的投入已经占到了GDP的2.54%，全球排名第13，但是低过日本的3.3%、韩国的4.2%、美国的3.45%。尤其在大学研究的投入，所谓的Basic Research，或者叫做源头创新，我们才占整体研发费用的6.57%，到2025年有望达到8%，跟美国比的话差太远了，美国可以占到15%到25%之间。所以，只有大学的研究做得好，科技创新有突破，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好，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学习，谢谢！

（本文为刘宁荣教授在2023年港大日“新年展望论坛：巨变下的开放与复苏”中演讲全文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