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对于全球来讲，疫情是否已然到了真正的拐点呢？

管轶教授：3月11号刚好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传新冠全球大爆发、大流行一周年整的时间。要知道我们地球有将近80亿人口，患者才1.2亿，换句话说有绝大多数的人是还没有被感染的， 仍属易感人群。疫情拐点的出现取决于全球的整体免疫情况而定。要阻止病毒的广泛的流行，判断真实的疫情拐点要以全球的群体免疫水平来考虑，不能以一个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考虑。实际上当一个地区达到了所谓的群体免疫，该地区的疫情会明显放缓，而那些没有实现群体免疫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还会继续爆发流行、成为疫情的低洼地带。这种情况也正是我们要有所准备的。

从目前来看，因为西方国家、美国推进注射疫苗大范围接种，确实发病率的有明显下降，但是在全球范围看，每天仍有几十万的新病例出现。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答案，发病的拐点和全球疫情的拐点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加快全体免疫进程，达成疫苗全覆盖，这个拐点就会往前推。哪一个国家疫苗接种进行的越早拐点来得越快，就越往前推。像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我们的疫苗施种率还很低，人口感染率也很低，大多数人对新冠病毒没有抵抗力（也就是属于易感人群）。个人认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窗口争取尽快达成全国的群体免疫，否则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疫情的低洼地区。所以从概念和发病上讲，我觉得现在讨论整个新冠大流行的拐点问题还有点言之过早。

我讲个具体的标准，出现拐点是第一，群体有免疫保护力；第二，只出现散发个案；第三，患者的病重率、病死率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就是拐点到了。

主持人：除了病情所带来的影响之外，您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是否全球也到了一个新的拐点？

刘宁荣教授：对，其实拐点是有多个层次的，有心理上的拐点、有医学安全上的拐点、有经济角度的拐点。

如果从心理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拐点，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因为现在有了疫苗，大家觉得安全度已经极大增强了，所以从心理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双保险”时代。在这之前，我们只有一个保险就是口罩。今天我们除了口罩之外，还有一个保险就是疫苗。双保险之下，我们的安全系数肯定要比以前高了，从心理角度来讲，我觉得拐点已经到来。

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数字，今天全球的病发率已经将近1亿2千万。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很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刚才管教授也提到，今天是80亿人口，在1918年到1919年不再讲是西班牙流感，在H1N1流感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全球人口是今天的25%，当时死掉的人口是5000万到1亿，具体数字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今天和当时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我当然不是把这一年多来的疫情大事化小，而是从历史角度去比较，这次疫情并没有那么“大”。现在有了疫苗之后，心理上有保障了。

从医疗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拐点也会很快到来。我们看发病率最大的一个国家美国，如果根据拜登总统的计划，基本上最快5月份就拥有足够的疫苗来供给美国的所有人口，这个任务到今年年中或者在晚些时候就能完成。美国基本上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问题，有了这个群体免疫能力之后，其他国家也跟进的情况下，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可能疫情也比较有保障。所以从医疗角度，我觉得这个拐点在今年某些时候能实现。

从经济而言，毫无疑义中国是去年全球在发展中国家里唯一一个经济是正增长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负数。根据刚刚结束的两会，我们今年的目标至少是6%，可能是7%、可能是8%，美国如果在疫苗都打完以后，也是雄心勃勃，希望今年的经济都要有一个非常大的正增长。我觉得从经济角度而言，全球的经济复苏也是指日可待，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就可能展开了。在疫情两年之后，从心理、医学安全以及经济复苏角度来讲，全球基本上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正常状态。这是我一个基本的评估。

主持人：疫情什么时候能到一个安全程度，这个安全程度怎么来定义？什么情况下能让我们出行无阻，能让我们到香港大学去拜访管教授和刘教授？

管轶教授：现在香港每天的发病人数大概是十几个例子，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整个大陆一天的发病主要是境外输入，按照现在的水平应该具备了通关的条件，但关键就是要两边沟通，我们跟澳门早已通关，因为澳门现在是零感染。这个要进行双方协商，因为对通关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国家每天还是有境外输入，但是从香港输入的个案还是极少的，反方向的输入则更少。如果说我去做这个解释，我会建议现在可以通关了。

刘宁荣教授：我认为经过了一年多的抗疫，所有的民众对疫情、对病毒的认知都比以前要提高很多，对保护自己跟保护别人的意识也增强了许多。再加上现在各种防范措施以及检测措施跟疫苗，我真的认为至少在中国内地跟香港之间是到时候通关了，因为我们需要保持在经济复苏跟发展，以及和抗疫的平衡。

过去一年确实不容易，我们为了能够抗疫一定要牺牲经济，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在同时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在风险已经大大降低的今天，如果能够顺利通关，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既有利于两地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又有利于两地之间的经济来往以及两地经济快速复苏，所以从经济上来讲，我觉得是应该做的。

现在有很多措施，包括在两会上，国家领导人也提出“疫苗护照”。这就是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要让全世界的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疫苗护照”。比如首先从中国和附近的不同区域开始，像澳门已经开始，如果增加到香港，未来再增加到台湾，甚至跟东南亚像新加坡等等这些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国家进行互通，最终大家都觉得中国倡导的“疫苗护照”是非常有效地保护每一个民众的安全，同时又能够有利于各地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其他国家也接受，最终西方、欧美也接受了。这样做其实对我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中国再一次在“疫苗护照”上成为领导者，所以我觉得应该从内地跟香港的通关开始。

主持人：未来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去更早规划？如果有乐观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应对？如果再一次出现危机，最需要小心的又是哪些方面？

管轶教授：就像我刚说的，现在还没有实现群体免疫，所以人群里大部分人口还是易感人群，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在大陆，我们一直本着“应检尽检、应收尽收”的政策，使得我们国家很早就走出了疫情，也给世界做出了榜样。随着疫情的进行，国家也在不断的学习中，各地区是否要做“一刀切”？这要打个问号。

实际上据我所知，我的同事也告诉我，在我们国家像深圳、上海、北京甚至厦门他们所采取的“应检尽检”，检到什么程度都有轻微的区别，像上海和厦门、深圳做得比较好的是流行病学调查，知道患者和无症状者是怎么进来的，接触了谁，所以尽量把“检”的范围精准度提高。对社区的人口保护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叫“精准防治”。同样把这个概念在香港实施，我觉得增加了国家对民众的放心度，也为早点通关做准备，无论有没有“疫苗护照”，也促进了两地的复苏，是可以提早通关的关键点。

主持人：无论从数据上，还是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当前中国抗疫表现非常优秀，全球其他国家的表现目前为止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如何能够更加理性的面对？未来会不会有类似全球传染病的情况？

刘宁荣教授：这次疫情是突发性的向全球蔓延，速度之快，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测，甚至包括专家们的预测，当然管教授是看得准、看得清，但是很多专家的预测都失准了。在这个时代，我们低估了流行病带来的打击。

举个例子，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很出名的，它有一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在新冠发生之前的2019年年底，他就做了全球安全系数的排名表，排了前十个，这前十个最好的就是美国，但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这前十位里八个国家都非常糟糕，只有两个国家做得还算好。其中一个就是泰国，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这是当时排在前十位的，说明平常为之做的准备看似很足够了，但是最后都不足够。

最近又有一个新排名，基本上每天都有更新，就是新冠弹性排名。弹性排名根据死亡率、新的病症、疫苗的注射情况、检测情况等等，中国最新的2月份排名是排在第七位，这是国际对中国疫情的评估。毫无疑义，中国在这次疫情当中做的一个措施开始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无法理解的，叫封城行动。这个封城行动最后证明是有效的，中国成功之后，欧美一些国家也有在学，英国也有学，也在做，北欧的两个国家冰岛跟挪威也是封城比较早。

除了封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阻断病毒从海外输入。在今天，这次病毒蔓延这么快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旅行的问题，大家不停地在飞，所以他们马上切断从国外可能来的病毒源。总之我们这一次抗击病毒的经验里，该阻断的要阻断，在某个地区发生的时候，要马上隔离掉，同时要阻止在空中的病毒蔓延。

我用两句话做总结。

第一，危机开始的时候，大家需要过度反应。因为越是过度反应，大家对这个问题越紧张，认知就会加强，大家就会寻找办法。如果危机真正开始了，大家需要避免过度恐慌。在过去一年真正开始蔓延的时候，恐慌在全球各地发生。香港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几位抢厕纸，今天被判刑了。在病毒蔓延的时候，连厕纸都在抢，这种恐慌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危机到来的时候，避免过度恐慌。从这个角度来讲透明就很重要，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候，马上信息要跟所有民众分享，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很重要的就是相信科学。我们所有人面对疫情的时候，包括科学家也都在寻找答案，就算是科学家提出的答案也会有错的，但是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最科学的，我们平常人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时候所有的政治都应该靠边站，我们最应该听的就是科学家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从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主持人：全球抗疫一周年，全球防控策略当中有哪些经验教训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哪些需要重新审视？另外除了新冠肺炎之外，还有哪些疾病需要留意和注意的？

管轶教授：先讲经验，这次疫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没有经验，没办法抄功课，自然准备不足。在全球多国协作努力下，一年之后，我认为目前人类已经站在相对有利的防疫位置。

应对新冠疫情爆发的同时，实际上人类生活环境中长期存在一系列有可能引起全球大流行的病原体，有的已经在动物界流行了20、30年，比如多种禽流感。香港大学能够在SARS病毒、MERS病毒上有所表现，正是得益于长期进行的大流感的准备计划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已研究了近30年，把研究大流感的准备计划放到这里来了，所以很多种应对方法是现成的。MERS病毒现在还在研究中。2015年，1个韩国人回到首尔传染了185个人，这个病毒有很多特性表明其具有大流行的属性。还有马来西亚的尼帕病毒，也是从蝙蝠传给猪再到人，另外菲律宾也发现一种变异的埃博拉病毒，东亚地区就有这些病毒。

如何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防止未来正在向人类走来的新发传染病？我讲两点应该吸取的教训。

第一，不要做马后炮，可以做一些先期工作。比如对有关病毒的进行长期监测和进化变种追踪研究，要知道病毒什么时候悄悄敲开人类的大门。就新冠疫情而言，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国际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没有定论。有了长期的监测和准备，对这些可疑病原体或者已经在人类造成散发感染个案的病原体应长期检测。

第二，对于有风险的病毒，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无非是药物和疫苗。假设我们把时间调回一年前，当时手上如果有新冠疫苗和药物，那么疫情就可以马上控制住，其对人类的伤害和普通流感没什么区别。这次疫情后，各个国家都在往这个目标前进，这一课上得很好，才有我们今天的状态。

主持人：这场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根本改变？这种趋势是会持续的改变？还是会带来产业发展的落后？

刘宁荣教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回答之前，我想就管教授的回答做一些补充。我特别赞同他的观点。新冠疫情就像是一次学习之旅，而失败的经历就令我们如何从中获取新的经验。

我觉得接下来如何应对危机做培训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培训就像演习。日常社会生活中，就有一支队伍经常在做演习。比如消防队员，他们不停在做演习。当然演习的初衷是不希望有火灾，火灾不来最好。但是一旦来的时候，消防队员可以第一时间冲到火线救人。

同样道理，今天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概念需要做根本的改变。全球政府必须要大量投入，而这个投入不能依靠市场，也不能依靠公司，需要政府投入来确保安全体系与安全阀门在这里。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需要有相关应对措施可以跟进。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各个国家以及地区，乃至全世界面对大流行的时候，我们的安全系数绝对要比过去高很多。

另外一点，管教授提到不同种类的病毒。我之前一篇文章提到，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时，很多人没留意到还有很多病毒与我们共存，很多未知的病毒今天可能已经在某个地方滋生，所以人类必须学会跟病毒共同生活，在心理和心态上要正视。另外，我们发现很多病毒流行都与蝙蝠有关，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否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也被完全颠覆了。因此，我们更要学会跟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确保人类的安全。全球森林遭受砍伐，野生动物失去家园，会造成很多后续问题，我们的经验教训还是很多的。

从各个国家的合作来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先生曾表态，“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站在山上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没关系。水淹过来，是亚洲人的问题。”结果没想到，水越淹越高，淹到山顶。疫情之后，全世界公民都不应有看客心理。地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是共存亡的。这个是我刚才对管教授问题做的补充。

回到刚才提到的问题，经过这场疫情，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直播交流。过去一年，绝大部分工作会议都是在线上完成的。从教育行业来看，变化也非常多。疫情期间，我给孩子购买了四个线上课程，从中文、钢琴、美术、数学再到逻辑。我觉得这些课程非常好，虽然疫情导致学习中断，但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疫情之后，工作方式也改变了。我认为996的工作方式肯定会受到冲击，很多人可能会转变为“3-3-2”的方式，2天休息，2天在家工作，3天在办公室工作。这种变化我认为会持续下去。美国最近刚刚进行了一项面向知识阶层的调查，72%的人不希望疫情过后恢复到以往的工作方式，希望继续保留在家办公的方式，毫无疑问，这会彻底颠覆旧有“工作”的概念。同时，工作方式的改变，又会衍生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疫情期间，有些人是不能在家办公的。比如餐厅服务员、电影院工作人员、航空公司空姐等。这一批人确实在疫情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通过不同行业可以看到，因为疫情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发生。刚才提到线上教学、线上购物都已经成为新的时尚，但是不要忘记，有多少人没钱购买电子设备进行线上学习。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留意，否则因疫情带来的变化会加深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使之更加严重。

主持人：从医学角度来看，医疗政策在后疫情时代，会发生哪些转变？从行业发展来看，国家是否可能大力发展某些行业，比如保健行业、保护用品行业、预防行业、包括医疗设备等，会为医疗行业带来哪些生机呢？

管轶教授：我希望补充前面大家认知中的错位，对世界卫生组织在抗疫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认知错位。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仅是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召集开会，形成文件，大家都遵守，所以真正制定抗疫策略的主力还是世卫组织成员国，世界各国的抗疫政策以及系统建设才是根本。

关于这次疫情对国家的健康卫生领域方面发展的启示，首先，我认为抗疫物资方面的供应，已经反映出国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提供了全球三分之一口罩供应量，一半以上的呼吸机是我们生产的。但同时反映出另一个问题，疫苗研发领域，中国采用的还是传统技术，对现代化药物的预先研究储存的存量是没有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加倍努力。

去年1月到4月的疫情第一波爆发过程中，国家投放到一期做临床实验的药物高达589种，是全球所有测试药物总和的N倍。这说明大家有点跟风，没有做长期的基础性研发，这点应该改正。疫情发生以后，国家投入很多资金到疾控系统，专业实验室等。应对高传染性疾病的时候，比如立法和大规模扩建，这些都是国家应该鼓励的。这次疫情后，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能力方面会大大增强，这是肯定的，会为未来打下很好的基础。

再强调一点，以前我们国家95%以上都是仿制药。希望这次疫情后，对我们国家5000家药厂具有刺激作用，助推从原创性科研向原创性药物改进，这是我们的差距。我们要看到差距，钱要用到刀刃上。

主持人：请问管教授，一年前羟氯喹曾被视为可能的有效药物。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的疗效是否有更加明确的评判？

管轶教授：从药理学机制上不清楚，但是临床治疗学的观察有效，缓解某些症状有效，但是科学根据不清楚，药理学基础不清楚。我想对某一部分病人是有效的。但为什么有效，我无法回答。目前学界也还在争论状态。

主持人：新冠病毒变异能力是否与流感病毒相当？在频繁变异之下，疫苗效果是否存在较大程度的降低，或者失去保护力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如何应对？

管轶教授：我先纠正下，虽然新冠病毒和甲型流感病毒都是RNA病毒，但是新冠病毒是冠状病毒，变异率比流感病毒要低一些。这是好消息，但也是坏消息，因为RNA都会变异。最近南非、伦敦、美国甚至南美洲，全世界有几十个变异株。

但是到底哪个变异株变成优势株不太清楚，等于是流沙或者水一样，都向低处走。哪个地方找到了免疫缺口就会攻进来，形成优势株。这个问题目前我们通过数学模型可以预测，新冠病毒一定会发生变异。而疫苗、诊断试剂，甚至一些药物，可能使用一段时间后效果都要受到影响，效果明显会打折扣。唯一对付的办法，类似于对付流感，大家每隔两年左右都要检视药物和疫苗的有效性，而且需要在世卫组织的领导协调下，在全球范围内选拔新的疫苗。

因此，我给大家两点忠告。第一，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第二，找出办法尽量将其影响降到最低，不期望一战定乾坤，准备长期抗战。

主持人：来自ICB视野私享群的HC，想问刘教授对内地和香港目前的防控措施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看法？

刘宁荣教授：建议和看法我来回答其实不是很合适。我只能提出我的观察。

这次全球的抗疫方法不一样，当然跟各地的文化习俗有相当大的关系。在美国，早期戴口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便到了拜登总统上台的今天，比如上星期在美国的一个州发生了抗议群众在州政府、州议会前面把口罩烧掉的情景，到了今天仍是如此。

全球在抗疫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科学。很多人现在不愿意相信科学，或者愿意相信伪科学，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从现在所获得的抗疫经验里面知道几点最简单的科学事实。

保持社交距离，这是重要的。戴口罩是有帮助的。打疫苗是能够获得群体免疫能力的，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再加上有效的、精准的测试等等，这个就能够有效的控制住（疫情），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恢复到正常。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抗疫就会受到影响。以香港来讲，完全做到像内地（一样），可能性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香港后来也做了一个更改，没有做全城的封城，但是有（做）某个小社区的，今天发生了马上就封了，明天早上就解决了，这是香港人能够承受的代价，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地域来做。

这是认知的过程，回到前面的问题。像刚开始的时候，不管中国、美国还是很多国家，都把新冠病毒当做一个流感，认为紧张什么，是不是过度紧张了？后来觉得不对，又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不断需要从经验当中学会教训，去改变。

我很好奇，刚才管教授说，我们可能未来20年、30年都要和新冠的某种病毒相处，我可否趁机问一下，疫苗打完之后是不是每隔两年就要重新打新的疫苗了？否则以后都不能维护我们正常的安全生活了？

管轶教授：有可能，每隔两年要打一次，现在不知道，要看打了疫苗感染以后抗体或者T细胞免疫到底可以持续多久。只有下次得病才知道，我们现在连最低的中和病毒的抗体滴度和所需要的相关T细胞功能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搞清楚。

刘宁荣教授：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同国家不同的疫苗研发不一样。今天打中国(疫苗)，明天打英国（疫苗），后天打美国（疫苗）可以吗？

管轶教授：这个不是多多益善，某种程度上有些有可能有互补作用的。但是不是抗体越高越好，有的太高了，也会出现一些叫作免疫病理反应，会适得其反。我们还都在学习控制中，这些都是未来的科学问题。

主持人：很多人问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怎么样？还有一位观众，非常迫切地想了解当前极度脆弱的酒店业和旅游业，未来的曙光究竟在哪里，请刘教授做一个点评。

刘宁荣教授：这次疫情打击最大的就是需要人与人线下接触的这些行业。所以刚才除了你提的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受到非常严重影响的就是航空业。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港龙航空公司已经关闭了，国泰航空公司是香港百年老店，百年品牌，即便政府注资了，现在也是奄奄一息。如果还不开始起航，国泰都保不住真的要破产了。

酒店业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好一点点，因为要隔离，所以可以从中受益。其他的救都没得救。

我觉得第一方面，当全球经济恢复的时候，这些行业也会慢慢恢复，所有这些行业必须意识到，经过这场疫情，这些行业将会重新洗牌，即便是旅游，旅游的方式可能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很多人都说了经过一年或者两年这种孤独的状态，可能到时候经济一开放的时候，大家都会涌去旅游，这可能也不见得一定就是这样子。

对有些人来讲，我发现我周围有的朋友讲以后暂时不会去旅游了。特别是AI，VR发展得很好，以后在家里都能感受到像去了南极、北极，可能不需要自己亲身前往，还可以省钱，而且效果可能比亲自看的还要好，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对医疗行业我们也看到这种影响，线上医疗的诊断，以前很多人想怎么可能会信任这个呢？以前是无法信任的，现在大家也开始信任了。线上教育也是一样，很多人现在可能很难接受，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其实很多人误会或者误解，以为因为疫情，所有这些行业都发生了变化，线上教育也好，线上医疗也好，线上购物也好，等等这些行业有没有疫情它都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这一场疫情加速了这样的进程。

所以我觉得受到影响的这些行业，航空，旅游，酒店业等都要思考，在未来经济正常化之后，如何可以重新寻找到自己的目标顾客，能够给他提供更加细化的服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一位来自商管e课直播间粉丝问，海南自贸区的设立对于香港而言正面和反面的影响有哪些？另外，因为香港疫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关，如果内地和香港一直不通关，海南自贸区在这种疫情影响之下，与目前大陆的通关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周期呢？

刘宁荣教授：毫无疑义，从中国整体的对外开放上，海南自贸区的建立是重要的里程碑，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都知道过去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矛盾之一就是因为大量的购物者涌进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造成的紧张。

现在海南自己开放，我觉得很好，只是现在从零售行业讲，尤其是高端的零售行业，很多全球的品牌都开始离开香港，更多投放到内地来，因为当年这些行业在香港发展，其实也是主要服务于内地的消费者。现在因为不能通关，反而促使他们要走进内地。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海南的自贸区是怎么发展，或者不论有没有疫情，海南自贸区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发展，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如何能够加速内地和香港的通关，使得香港的经济能够重新复苏起来，我觉得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在今天，在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50年，我仍然认为要让它成为中国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城市，这样的一座城市对中国的价值是极其大的，这一点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教授。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交给管教授。ICB视野私享群的这位观众问，中美之间在新发传染病或者病毒性传染病的科研方面，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各自有哪些优势？接下来3-5年，疫情之后中美的医疗交流会增加？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对减缓？接下来无论从疫情本身，还是在医疗方面的交流，未来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管轶教授：首先无论中美隔的多远，我们都在地球村里面，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特别是大爆发，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

回答第一个问题，中美两国对于新发传染病或者病毒性传染病的研究相差不大。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把距离缩的很短了。我们把新冠作为一个考试，或者一个考场，交的答卷，也反映出国家的距离，也是科技的比拼。

但是我们在一些基础研究上，比如高端的仪器设备，中国这方面还是有赖于美国的供给做一些尖端的研究。包括在香港也是一样的。我的呼吁就是还是要加强合作，美国有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中国也有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如果这两个大国可以相互合作，全球的传染病的控制将容易很多。不是在争吵或者在指责中，在甩锅中得到解脱，这是解脱不了的，我们在一个地球村，我们两国的交往还是这么密切。

新冠爆发前我觉得在传统的传染病方面（的差距）已经差不多，而在新冠爆发后在新发传染病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我们国家也在逐渐迎头赶上，已经看到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他们的RNA疫苗也在跟我们合作了，我们国家的传统疫苗也已出口，反应到中美两国关系是这样的。

我希望政治归政治，涉及到人类本身的健康、公共卫生这些情况，我觉得不要政治化。新冠的发生到现在今天这个局面，跟当时美国过度把疾病政治化是高度相关的。特朗普（前）总统本人把新冠爆发说成Big Flu流感，消毒水几分钟可以搞定的，这是非常大的笑话。我们从这里看到，确实两个大国要携手合作，这才是正道。

主持人：今天直播的活动接近尾声，请两位教授最后谈谈，面对接下来的拐点和后疫情时代，我们的民众需要做什么，无论从医疗方面，还是未来面对社会的变革？

刘宁荣教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公民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在疫情当中我们发现有些公民没有承担起一个人最基本的责任，因为疫情是有可能从你的嘴上传到别人嘴上的，所以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二是在疫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同理心。一定要理解对方在看问题和你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抗疫的时候，最终的目标都是要让病毒不要蔓延，不要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健康。

三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公民在面对这样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要帮助邻居，帮助社区，在困难当中携手并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管轶教授：首先传染病特别是新发传染病，对于每个人都是危险的。大家都有求生本能，这个可以理解。就像刘教授所说，咱们是一个公民社会，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社群，世界就是不同的分子组成的分子群体，每个人就像一个病毒一样，也是一个生命。

如果当初传染病人不相互照顾，没有一定的纪律、牺牲精神和协助、帮助，没有把“给”和“受”这个关系处理好，防控疾病一定会有漏洞。像织渔网一样，当断了几个绳子以后，鱼就捕不住了，这就是防控的漏洞。

我觉得刚才刘教授讲的很好，如果秉承每一个个体公民的职责（社会属性的职责），控制这种传染病要容易很多，也会坚定大家的各种措施，增进相互关爱程度，社会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的判断。

主持人：再次感谢两位教授的分享，未来ICB视野还将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机会，走近港大教授，用思想观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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