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宁荣博士

由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全球2009最佳大学排行榜新近出炉了，与往年一样，前15位全部由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占据，哈佛名列第一。在前30位排名中，亚洲有东京大学排名第22位，香港大学排名第24位，在亚洲居次，在中国（大陆与台港澳）排名第一。京都大学则排名第25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30位。在全球大学100名当中，则有内地的清华大学，名列第49位，北京大学名列52。

大学排名有多个不同的机构在做，而且排名往往都是极具争议性的，排名还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大学的声誉有帮助但也会带来负面作用。泰晤士报自2004年开始的大学排名相对而言较严谨也被广泛引用，主要原因就是它提供了可接受的质量评估标准。但是法国对该项评估就特别有意见，认为名列前茅的大学多为英美国家的，就是明显的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偏爱。不过全球各地的政府和大学对大学排名还是非常重视的，不少国家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最佳大学，以提升其在国际教育界的地位，这在中国尤其如此。过去十多年，中国通过合并高校以扩大学科规模，学生人数；通过建立大学城，以提高硬件水平；还引入全球招聘制度，吸引更多明星教授，等等。

但是从历年的评选结果以及欧美大学的发展来看，要挤进世界著名的大学行列，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大学的发展要看质而非量，仅靠大学的人数或者规模无法做到世界一流，尤其是建立一间一流的大学非建造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在规模和速度上占据优势，如同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我们很多方面是一流，但我们的质量常常出问题，浪费也相当严重。在建造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就需要更好地平衡质量和数量的关系，以其获得长远的发展。

第二，大学的发展需要重视硬件，但更需要重视大学文化的培育。虽然大学的楼房，设施，教室，实验室都很重要，但仅仅有好的硬件而没有好的大学文化是不可能建造一流大学的。中国内地大学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案件就是与这种急于求成的“短频快”文化有关系，虽然在全世界的大学教授都面临出版的压力，但欧美国家在看待学术成果的时候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独创性，而非以数量的多寡来评定一个人的成就，因此也就避免了学术论文和著作不求“原汁原味”，而是东抄西拼的后果。所以就不难理解欧美一些大学也能容许长期不出版，但一出版就一鸣惊人的学者的存在。同时在西方国家也创建了一套“同行评估”的制度，使得在这一制度中的每一个人不是互相包庇和帮忙，而是提供了让他人批判性地看待学术研究成果的方法。

第三，大学的国际化也是建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要求。香港的不少大学的排名在这一点上比内地的大学有优势，因香港的大学特别注重与各国不同大学的交流与学生交换工作，而这自然也需要国家的实力以及其教育体制有吸引他国学生之处。当然这方面欧美国家的大学国际化水准自然最高，而到中国去留学的主要都是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工科学生则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因奖学金而来中国深造的，而管理科目前也有一些亚洲学生，但主要是来自韩国，显得很单一。

第四，大学水平的提高还需要靠有远见的教育管理家，因此校长虽需要学术界有造诣的泰斗，但更为重要的是校长必须懂管理。欧美国家在遴选大学校长时，就不会出现中国那样过分强调大学名校的校长需要由院士来担任的现象，反而更为看重的是有没有为其领导的大学找出独特的优势，走出创新的道路，而不是墨守陈规，模仿他人的方法。

第五，政府的作用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里面既需要国家财政上的积极投入和参与，又需要国家给大学宽松和自主的政策。美国布朗大学的校长赛蒙斯（RUTH SIMMONS）在2003年就这样看一所一流的大学，“杰出的大学不仅做现在有用的东西，而且是为未来作准备。可以让一所杰出的大学这么做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的干预。政府的角色是提供资源，而要给大学的领袖更大的空间在学术上决定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