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宁荣博士

过去三十年东西方发生了两场以经济为中心，最终却对政治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一场是1979年在英国唐宁街开始的，并横跨大西洋的撒切尔-里根革命。这场革命的中心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被视为罪恶之源，因而这场革命以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为意识形态，它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的问题，经济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都可以完全由市场的自然调节来解决。这一不受任何监管的自由，最终成了西方金融界崩溃以及经济走向萧条的缘由，让西方以及全球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发生在东方的另一场变革则来自北京中南海，即邓小平革命。这场革命也同样开始于1979年。这场革命的宗旨是要告别庸俗和贫穷的社会主义，并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强国富民之路。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并让中国重新融进了国际社会。但这场革命原本以“发展是硬道理”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却落空了，它所引发的不平等与不正义，不善良与不道德，与西方的另一场革命一样，都是因贪婪而起。这不受约束与控制的贪婪，彻底颠覆了我们的道德观，腐蚀了我们的社会细胞。因此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遭遇瓶颈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找我们自己的精神轨迹和商业伦理。
 
这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实业家第三代成长的三十年，颤颤颠颠走来的三十年虽然创造了无数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但至今依旧没有创造出属于这一代实业家的精神世界。但我们不必舍近求远，或许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实业家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就能为我们带来某种启示。
 
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的佼佼者包括曾参与洋务运动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他们都是来自广东，都曾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的买办。但最后他们都在李鸿章一起为民族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徐润更是从事实业活动达60年之久，经营过的企业不下四五十家，涉及工矿、商业、运输、金融、保险、地产、印刷等业务。他是近代中国茶王、地产大王，并奠定中国近代航运业与首创中国保险业。而郑观应在投身实业的同时，也热心西学，并形成维新改良思想。但第一代实业家最令人钦佩的是实业家与教育界张謇，一生创办20多个企业与370多所学校，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随着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中国第二代实业家有份量的人物都来自江浙地区。这当中包括有近代中国唯一财团之称谓的荣氏家族，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无锡的小商人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祖籍浙江定海，生于上海的刘鸿生被称为“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穆藕初是上海浦东杨思镇人，美国留学回国创立上海德大、厚生纱厂，并创办了华商纱布交易所，与张謇、荣氏家族、周学熙被称为棉纱业四大天王。中国第二代实业家除了江浙帮，还有来自湖南长沙的范旭东，有中国化学工业之父之称，在天津塘沽开办久大精盐公司，创建永利制碱公司。中国运输大王卢作孚来自四川，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到1949年时拥有近150艘轮船，是中国最大的交通运输集团，成为中国第二代实业家中的翘楚。
 
那么中国第一代与第二代实业家到底有怎样的的商业伦理与精神呢？
 
第一，实业报国 富国利民
中国早期的实业家很少是为了发家致富而办实业的。他们当中都是怀着实业报国的心情开始创业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提出“商战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预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1894年他“大魁天下”，但次年就放弃仕途，下海办厂，颠覆了中国千年的传统，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他表示，“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范旭东在辛亥革命之后，放弃高官厚禄，兴办实业。这位从东洋留学回国的化学家发誓：“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穆藕初到美国留洋前已经是上海江海关办事员，属“公务员”行列，受到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求西学之决心，于是时矣”，毅然放弃海关职务，出洋深造，回国办厂。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荣氏兄弟秉承实业救国理念，他们创立的品牌就含有浓厚的爱国气息，面粉厂的名牌产品称“兵船”，寓意“振兴中华、以牙还牙”。棉纱厂的名牌产品叫“人钟”，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国人应警醒。
 
第二，正德厚生 兼济天下
“正德厚生”出自《尚书》。实业家首先是要做人，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正德，才可厚生，即尊重、关爱、厚待社会民生，体现关爱民生、兼及天下的济世情怀。同样在西方，也有亚当斯密讲出同样的意思的话，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刘鸿生就说过“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他办火柴厂，并最终成为火柴大王，与他想安置因苏北发大水而涌入上海的大批难民有关，因火柴生产工艺简单，手工操作量大，足以安置大批难民。刘鸿生在企业发生困难时不裁员，而是举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派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荣氏兄弟在江苏无锡的“劳工自治区”则向职工提供各种福利，一律免费医疗，并实行带薪休假。运输大王卢作孚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商人，他从事实业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在他的社会事业中，最著名的就是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北碚匪患严重、盛行赌博，经过卢作孚的努力，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模仿区，后来成为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北碚在抗战中就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有3000多位专家学者，被李约瑟称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
 
第三，不求功名 自甘淡泊
在中国第一代与第二代实业家里，不少人放弃政治仕途而投身实业，如张謇、范旭东和穆藕初。张謇是状元办厂，创业资金只有区区不到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的。他为了办厂不得不四处招股，连寺庙、道观的钱都要，有时凑不了100两1股，就连半股也收，从中可以想见筹款之难。张謇办实业的一大的贡献是改清末的“官督商办”为“绅督商办”。身为“总理”，张謇本人虽是股东，但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占全部资本的0.4%。他从来没有将企业据为己有，始终愿意接受股东的监督。卢作孚基本上没有资本，严格来讲算不上资本家，他只是股份公司发起人、创办人、和总经理。后来四川军阀刘湘等人出钱赠送给他一些股票，才让他成为有董事身份的总经理。他的身上带有很强的清教徒色彩，一生当中将钱全部用到了社会改造的事业上，对个人享受却没有什么兴趣。民生公司每年的分红是依照员工不论职位按表现分为五等，最基层的员工与水手与总经理的同等表现拿的是同样的分红。国民党大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1949年，在香港避居的卢作孚谢绝了国民党的邀请前往台湾，把民生的船队带回了大陆，而且在公私合营还未登场时就将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不幸的是这样一位实业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无法忍受政治冲击而被迫自杀，这其实也就终结了中国第二代实业家的生命旅程。
 
第四，兴办教育 培养人才
在第一代与第二代实业家里面，不少人办实业的目的是为了办教育，如张謇和卢作孚。卢作孚在办教育失败之后，决定办实业，希望将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张謇办实业成功之后，全力投入教育。当今不少高等学校都与他有关联。1902年，张謇以办纱厂五年应得未支的钱连本带息共两万元，并通过集资，创办通州师范，开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1905年他与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1907年他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他创办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后成为上海航海学院，是现在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1912年他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并创办了今日河海大学的前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同年，他还创办了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次年迁往吴淞，改名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即今日上海海洋大学。张謇还是东南大学的主要创建人。穆藕初经商多年，积累财富丰厚，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月薪400元，每月伙食费6元，房租24元。但他纱厂刚刚盈利，就慷慨地向北京大学捐款5万两，请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三位学者，推荐年轻学子去美国留学，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和汪敬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五，提倡修为 注重诚信
朱熹说，吾日有三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因此实业家也需要做到“正心观止”，以天下之至诚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于近代实业家都肩负着救国的使命，同时他们当中又有不少是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带着浓厚的儒家绅士与学者的风度，经商不为钱，诚信往往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因此绝无今日不良商人坑蒙拐骗的念头与做法。张謇将企业集团命名“大生”，取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穆藕初的纱厂取名“德大”、“厚生”则取自尚书的《正德厚生》；范旭东的化工产品命名，精盐曰“久大”、烧碱曰“永利”。他们都将诚信当作经商成功最重要的原则。范旭东的诚信还体现在，愿意为有志于化工事业的团体与个人提供服务，做到资源互享，信息互通。同时，在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实业家里不少都是依靠自己的胆识、智慧和诚信获得成功，并鄙视卖身投靠与权钱交易。张謇耻于交结权贵，终其一生都不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官股从来只拿官利、分红，不准干涉厂务。近代的海归派范旭东、穆藕初受西式教育更以依附权势为可鄙。范旭东说，“兄弟相信事业的成败，十有八九在自己，不在别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提出政府可以国家的名义把民营工厂收归国有，范旭东认为这完全是“无识之见解”。他在创业之始就明确表示：“愿出任巨艰，股本自招，设计自办，不用政府操心，也不用官股提倡，更不容外资羼入，完全商办。”
 
第六，支持宪政 以法治国
在近代中国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的实业家里面，不少都是充满着改造社会与改革国家的理想，而这当中又以有启蒙思想家著称的CEO郑观应最引人注目。他在第一部书《救时揭要》中就提出以法治国，介绍四方国家的治国方略。其后出版的《易言》，首次提出完整的改革思路，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同时，他提出中国融入世界之道，先尊重国际法，并按照国际法修改不平等条约，被后人称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最先觉悟”。而《盛世危言》对戊戌变法起了先导作用，也对孙中山和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该书中，郑观应强调舆论监督与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并批判了“保举”和“易地服官”的选拔任用官员的制度，这不仅容易产生官场腐败，而且造成与百姓的脱节。因此最好的方式是“公举”和“公选”，以“安百姓”和“利地方”。在企业应该“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上，郑观应提出“改官造为商造”，因官办企业花费国家钱财却不见实效，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体制是导致中国商人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
 
穆藕初说，“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运用亦然。”实业救国、利国利民一直是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实业家的使命，与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一脉相承。因此，使命，责任，与良心是属于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实业家的精神世界，也应是我们中国第三代实业家的精神世界。无论过去三十年，在我们追逐物资财富时，让我们失去了多少令我们珍惜的精神财富，但事情并不那么悲观。我们能够重新找回中国传统的商业精神与伦理，对家国的责任，对社会的使命，对诚信的尊重，和对善良的追求。中国现代的商业伦理与精神，将会在中国第一代与第二代实业家创造的精神家园之上重新破土。这也是中国第三代实业家应有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