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了人类两年时间的这场公共医疗危机还会出现多少病毒变种，无人知晓。但病毒不停地纠缠着人类，或许还将持续到2024年，与病毒共存下的人类将要面对被长期围困的挑战。

全球经济的转型因疫情的肆虐变得更加迫切，也因疫情变得更加艰难。

几乎所有预测经济复苏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数据在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出现之后都掉头下跌，世界经济在2021年的增长只有5.3%，明年经济的增长只有4.3%，2023年甚至下跌到3.2%。这或许是疫情的最后寒冬，但绝对不会是经济寒冬走到尽头之时。

中国经济的引擎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拉动全球增长，中国将在2022年进入“5时代”元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2022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测分别为5.6%和5.4%，这比中国国内不同机构的数字都要乐观。

中国还要面对比以往更加严峻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美“半脱钩”是本世纪第三个10年影响全球贸易、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大事件。中美的“半冷战”正在改变中国以往发展的和平国际大环境。

在这样一个十字路的时刻，自然想到了30年前的那个春天。

历史总是重复自己的故事。30年前的1992年春天，一次看似平常的 “南巡” ，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对比。那次春寒料峭的南方之行引领中国发展的新路向，并为中国今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打开了一扇大门。颠覆的不只是以往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扇门在30年后的今日，不仅不可以关闭，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开得更大。

或许在时间轴上可以做个简单的类比。2019年5月特朗普下战书，对中国商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中美关系陷入新的危机。1989年几乎同一个时刻，中国跌入一次事先未曾料到的危机谷底。在此之后的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最低的一年，这与新冠疫情袭击中国之后的2020年的低速经济增长相同。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991年岁末的中国正在困局中寻找生机。2021年的尾声不断传来令人揪心的坏消息，病毒没有离去的迹象，疫情寒冬与经济寒冬同时困扰和冲击着中国。

但1992年一次令全球出乎预料的南行，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与世界的第二次链接，也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垫了基础。过去30年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始于这次“南巡”。1991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3834亿美元，而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将可能达到15万6千亿美元。

经过40年的经济快速成长之后，中国经济正面对下行的巨大压力。

以往刺激中国经济的基建、房地产、劳动力密集制造业等传统领域正失去原有的动力。以数据革命主导的消费互联网企业将重新洗牌，并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厉监管措施。包括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芯片在内的高科技和尖端制造业成为最重要的驱动力，却又面对美国决心与中国脱钩的压力，面对美国决意全方位与中国竞争的压力，甚至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发生质变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围堵。

中国与全球的链接最重要和最直接的通道，是透过与全球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与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紧密相关。

今天中国是全球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这一因素。未来10年中国努力成为GDP总量最大的经济体，即便拥有全球人口最大的单一市场，但失去了全球市场就意味着中国将失去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欧美西方市场依旧是中国贸易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2020年中国五大贸易出口市场是美国（17%），欧盟（15%），东盟（15%），香港（11%），日本与韩国（10%），而香港的转口贸易也是以欧美市场为主。2020年，中国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升至全球首位，货物贸易总额增至4.65万亿美元。

中美的脱钩始于疫情前，在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脱钩的情绪在两国不断蔓延。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欧美不得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特别是应对病毒的个人保护设备供不应求，中国过去40多年间建立的全球制造业地位不可能轻易消失。

2021年来往于中美之间的集装箱费用日益高涨，从北美返回的空船增多，而前往北美则是一箱难求，这与中国快速控制疫情恢复生产有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有市场。

但疫情无疑加速了脱钩的步伐，越来越多的欧美日企业意识到依靠单一地区的供应链会增加不确定性，跨国企业开始撤离中国。欧美日政府都设法摆脱过于依赖中国供应链以减低风险，日本政府早在2020年就公布了紧急对策方案，动用22亿美金帮助日本企业转移出中国。美国政府也在2021年决定每年动用1500万美元，在未来五年内帮助美国公司将供应链迁移出中国，与中国精准脱钩。

然而造成脱钩继续恶化的不单单是来自美日等国的政府行为，也包括来自中国内部的非理性行为。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日益高涨的“消费者民族主义”，动不动就对跨国企业进行抵制。在美国对中国动用法律和制裁工具时，跨国公司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自由空间，也有着难言的苦衷，但他们往往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H&M、耐克这样的公司在新疆棉事件后就面对这样的情绪。在美国宣布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之后，英特尔表示会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在中国引起了反弹。

瑞银 (UBS) 的研究表明，76% 在中国设有服装和鞋类工厂的美国公司都极为担忧新疆棉花事件对该行业的影响，准备迁离中国。受到冲击的耐克公司正将工厂搬离中国，在中国市场极受欢迎的德国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和彪马则紧随其后，大部分生产线正转往越南、孟加拉、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跨国企业面对两难处境，必须小心处理可能触发民族感情的事件。但国人对此过度解释并敌视跨国企业，只会更进一步加快脱钩的速度，使得原本希望在中国市场深耕的企业也被迫撤离。

“辱华”的标签也贴到了中国企业身上。2021年末，食品电商 “三只松鼠” 两年前的广告也被挖出来，其模特的小眼睛就被视为用西方人的审美标准来贬低中国人。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个国外品牌陷入了“广告门”模特“辱华”事件，意大利时装品牌D&G就因其广告“种族歧视”在中国引发抗议浪潮。

但这类事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Dove沐浴液就因黑人女性变成白人女性的“变脸”广告引发公关灾难。这类广告也不是只涉及外国企业，中国洗衣液品牌俏比的一则广告，将黑人男子被洗白成为中国男子，就在海外引发了争议。

而被冒犯的不仅是亚洲人和非洲人，欧洲人也指责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ANA）的一则广告强化了对白种人的刻板印象。

在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今日，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人对外国商品的情绪性抵制行为反过来也同样会波及到中国商品在外国被抵制，类似的情况在印度、菲律宾和越南都发生过。中印两国边界发生冲突之后，疫情前被众多中国企业视为投资热土的印度，从政府到民间都对中国企业采取了敌视的态度。

令人忧虑的是，以往只是针对日本、韩国企业的抵制行动已经蔓延到对欧洲企业，这可能加速跨国企业的“去中国化”倾向。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日，我们绝不能失去过去40年的贸易红利。

所幸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疫情下并没有受到影响，2021年前11个月的贸易量已超过2020年全年的总量，前三个季度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5%，对GDP增长有1.9个百分点的贡献。在内循环拉动国内消费依旧有限的情况下，外循环对中国的经济贡献依旧更为重要，企业外销比内销都有更好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

但疫情结束后，在美国的脱钩政策的影响之下，更多的跨国企业将会撤离中国，“半脱钩”已经成为事实。

对此，一方面必须设法阻止跨国企业“去中国化”的趋势，为他们创造留在中国深耕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必须让中国市场成为跨国企业全球运作不可或缺的市场，特斯拉在上海开设工厂获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2021年9月公布的调查，约六成受访的美国公司在2020年增加了投资，这与这些企业约一半的产品是在中国市场销售有关。

这也说明中美之间彻底脱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半脱钩”成局的今日，必须思考如何与美国以及全球重新挂钩。面对脱钩的压力，中国需要增大自身开放的力度，2021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后，就进一步放宽了外资准入的范围。

中国社会必须抛弃幼稚和悲情的“消费者民族主义”的狭隘思维，避免成为中国与世界脱钩的推力，特别是要防止极左的行为将目标对准中国的私有企业。

全球经贸体系的重新洗牌是不争的事实，跨国企业首先要面对本国政客和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正是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外移，如果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却也是目前变局的最大受害者，成为欧美民粹主义的替罪羔羊。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无国界并追逐最大的利润，这引发了欧美民众对全球化的负面观感。世界依旧是圆的，而不是平的。由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国家利益与文明价值的冲突，国家边界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半全球化”将是趋势。

在世界进入因政治对立影响经济合作的“半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不得不考虑全新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

但驱使跨国企业离开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与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动力是一致的。中国以往依赖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工资和企业运营成本的大幅度提升是跨国企业被迫离开中国的重要原因。跨国公司都在设法寻找替代中国的下一个国家，而不太可能将工厂搬回美国本土。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越南和印度。

这些离开中国的跨国企业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因为美国的敌意制裁措施，有的是因为中国营商环境的变化，有的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对外国企业的敌意，有的是因为政府“腾笼换鸟”和制造业升级的政策。

但是，步入“半全球化”时代，在影响中国制造业和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最大因素则来自内部。2021年下半年互联网企业、校外培训机构、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开始动摇全球投资者原有对中国的看法。

2021年岁末没有太多的好消息。巨型科技企业以及教育培训行业轰然倒下，不久前在香港上市的快手，曾被视为最有潜力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之一，也开始裁员。从蚂蚁上市夭折和滴滴上市受挫，到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互联网科技股从高位大幅度下跌，到中国概念教育股崩盘，寒气逼人。

过去十多年里七次荣膺全球IPO数量首位的香港股票市场也深受冲击，成为2021年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这与中国的互联网和高科技企业在市场新规下受到打击密切相关。

自2020年11月号称历史上最大的IPO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迫搁浅，一年多时间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市值已蒸发一万多亿美元。马云曾经无不自豪地预测，阿里巴巴的规模在2036年将达到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可以并驾齐驱的巨型公司，如今这一切已成昨日记忆。

从确保公平竞争的角度而言，对互联网公司的“整肃”以及阻止其对市场的垄断几乎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追求共同富裕无疑是全社会的愿景。

对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式生长的拨乱反正是确保市场健康发展的正确之道，但在反垄断和数据安全等方面对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过度监管则可能改变中国的创新土壤，冲击中国的创新能力。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从数量和规模上已经和美国不相伯仲，绝不能自废武功。字节跳动是全球唯一的百角兽，在这一波监管措施下，其市场价值已经从最高的4000亿美金下跌到现在的3500亿美金。抖音国际版TikTok2020年在全球已经超越脸书，成为下载数量最大的应用程序，成为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和构建软实力的互联网企业。即便对TikTok的软件安全大肆攻击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为了吸引选民，也下载了TikTok。

与此同时，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校外培训机构也遭遇“核打击”。全球投资者一直看好中国的增长潜力，但现在也担心，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并非企业自身的表现，而是政府出乎预料的政策变化，这加大了对中国市场投资的风险。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对中国经济前景一直充满乐观。但他在2021年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将目标对准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对中概股的打压将产生广泛的市场影响。

对中国观感发生变化的还有众多曾经看好中国独角兽企业的美国投资者，他们在过去半年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变。一位在西雅图的好友告诉我，其身边负责私募基金在上海投资的美国朋友，半年前还很乐观，极为看好中国市场，现在甚至做好投资血本无归的准备。

如果中国与华尔街的裂痕扩大，反对与中国脱钩的华尔街都开始感到恐慌，这样的疑虑无疑会打击投资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不过，一直看好中国的美国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 )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则认为，部分西方投资者误读了中国的监管政策，并不了解中国政府的动机是消除贫富悬殊，减轻家庭负担，刺激更多的人生育，却简单地将相关政策解释为中国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而中国官方也已表示绝对无意阻止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

显然，出台的相关政策远远不止停留在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对培训行业的整肃、对房地产企业债务的清理。反垄断、数据安全、去杠杆和节能减碳的政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但政策变化缺乏事先足够的周密讨论和咨询，短时间内快速推出一系列的变更，涉及面广且大，对中国企业产生“寒蝉效应”，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在政策调整过程中需要思考市场的反应，甚至是非理性的反应，以便减轻对经济的冲击。

在所有的变化当中，都看到了“国进民退”的踪影。众多中小企业备受煎熬，在度过两个疫情寒冬后已无法自保。根据北京科技数据公司“天眼查”的数据，2021年前11个月，中国有437万家小公司关门，却只有132万家小公司开业，2020年同样是在疫情冲击下，反而有高达613万家小公司开门。在中国，要注销一家公司所花费的时间，远比登记一家公司要长得多。在跨国企业开始撤离中国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和教培行业的大地震，给严峻的就业市场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前11个月创造了1207万个就业岗位，这低于2019年同期的1279万个岗位。而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有时连政府官员都不相信。

新冠疫情推迟了零售业、酒店业和餐馆的复苏，但服务业在稳定就业增长压力上至关重要。在企业发展的机会正在锐减，年轻人趋之若鹜参加公务员考试，据报道每68个参加考试者只有一人可以幸运地拿到“铁饭碗”。

更大的挑战则是在“半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企业如何拥有同美国竞争的创新能力。中国在数字革命的浪潮中可以保持竞争的实力，这与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变通能力和创新能力紧密相关。中国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等领域出现了众多的独角兽企业，这才有可能奠定中国企业形成全新的出海战略。

过去40年，传统的外贸资源型企业是中国在海外拓展经济影响力的主角。在“半全球化”时代，电商、游戏、社交平台等互联网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的出海需要成为新趋势，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新增长点，任何政策的变化需要考虑和扶持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建立实力和影响力。

只有从传统的“贸易红利”上升到“创新红利”，才有可能确保10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创新红利”首先需要创造宽松的创新土壤，突破科技创新领域的瓶颈，同时更要在应对全球变局和制度优势上有突破性的创新。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22年预测的增长速度仅仅比1990年和2020年高。与此同时，美国在政治、经济以及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锋芒毕露，特别是科技领域里全力切断中国与世界的链接。未来10年，中国每年经济增长是否可以继续超越美国，或许都是个疑问。

在中美两国外交最高官员在2021年3月阿拉斯加公开“对峙”之后，两国元首在11月的视频会晤给人们带来中美关系将会改善的希望。但这样的期待昙花一现，2021年铁定中美关系未来10年是竞争和对抗为主调的关系。

美国声称要确保开放与自由的印太地区，维护国际航道自由航行权，美国军舰不停地穿越台湾海峡和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军舰也先后进入台湾海峡。这自然让中国不少民众极为不爽，回想起中国货轮“银河号”在波斯湾被拦截和强行检查、贝尔格莱德中国前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军轰炸、以及在南中国海撞机事件中美国的霸凌行为。

但“半冷战”而非冷战，其最大不同就是，中美之间的军事对峙并非当年美苏在全球的霸权之争。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的重心都将焦点放在政治、经济与科技三大领域与中国的竞争和争夺话语权上。

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全球和平红利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红利也同样不能失去，台海的和平便是其中的关键。除了不脱钩，还要不打仗。

首先，拜登上台之后成功将传统盟友重新聚集在自己的麾下，形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完成了“三四五”的包围圈。即澳英美三国联盟、美日印澳的印太小北约、以及美英加澳新西兰英语国家的“五眼联盟”。但三国联盟牺牲法国的利益，导致美法关系和法澳关系烽烟四起，几乎公开对骂。

但中美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主要聚焦在东南亚，这是因为美国深知自己通往世界强国之路始于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门罗主义就是要将欧洲势力赶出美洲，美国而非欧洲在该地区拥有话语权。美国自然看到东南亚是中国的“后院”，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日增，不可大意。

拜登上台之后就派出了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务卿访问东盟国家，意在抢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权。依旧对冷战有记忆的东盟各国也非等闲之辈，面对中美角力尽可能不选边，为自己争取最好的结果，毕竟中国早在2019年就取代美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国。

美国早在19世纪末的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一，但美国一直不愿过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更不想扮演世界领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在看中国的发展时，其心态也逃脱不了自己当年“韬光养晦”的经历。

在中国面对日益恶劣的国际环境下，韬光养晦2.0版本呼之欲出。外长王毅12月20日在一场演讲中明确表示，“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

对中国而言，“不脱钩、不打仗、不对抗”的思维是确保中国可以继续享受“和平红利”的前提条件。

第二，美国正致力于建立新的全球经济贸易新规则，抢夺全球经济主导权。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一直希望可以获得被认可的市场经济地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这一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西方国家反而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政府补贴倾斜特定行业和企业、知识产权被盗、强迫企业技术转让换取市场准入等问题，对中国越来越不满，美国欲另起炉灶建立新的经济与贸易规则。

面对中国增强的经济实力，美国早在奥巴马时代就意识到不可让中国获得全球贸易规则的领导权，推动《跨太平洋合作协定》（TPP）。特朗普上台之后，TPP胎死腹中，如今因美国内部的政治对立，拜登政府依旧无法加入TPP的修改版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但中国偏向虎山行，志在加入日本主导的这一自由贸易协定，意图非常明显。中国已在2020年加入规模更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但CPTTP协定实行零关税，成员国还包括加拿大、智利、秘鲁和墨西哥等东太平洋国家。

如果中国被排挤在CPTTP之外，成员国之间的零关税对中国的竞争力将有重大影响，损失可能高达百亿美元。

CPTTP是全球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在劳工问题、环境保护和争端解决方面有不少高要求，中国必须进行内部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获得入门券。中国加入CPTTP颇有当年借助加入世贸组织、“倒逼改革”的意味，这有助于打破阻止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障碍，有助于中国降低贸易和投资门槛，有助于中国与全球市场的互动。

最为重要的是，只有加入CPTTP，中国才有可能在制订全球经济贸易规则上争取与美国拥有同样的发言权。

拜登政府已经表示要在CPTPP之外形成 “印太经济框架”。除了保护全球供应链，将寻求在碳中和、半导体以及数字贸易和技术标准等领域与盟友建立伙伴关系，这些领域并不包括在传统自由贸易协议中。

显然中美两国都在抢夺经贸领导权的制高点。对中国而言，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市场化是唯一有效的制衡，“要开放、要合作、要互利”是确保“和平红利”不被侵蚀的最佳方式。

第三，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半冷战”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不仅没有减弱的迹象，而且成为跨越党派之争的“国策”，美国已经成功将华为的5G技术排除出欧美日市场。

随着中国在5G和数字科技领域的突破，美国遏制中国最为明显的行动就是游说盟国放弃使用华为的5G技术，对华为全面制裁和围剿，切断对中国的芯片供应。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外是中东的阿联酋，为此宁愿得罪美国，不买美国的战机，也不放弃华为的5G技术。

美国从特朗普开始就将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列入制裁的黑名单，这一趋势在拜登上台之后不断扩大。2021年12月最新的名单中就包括曾经向美国国防部出口无人机的制造商大疆，以及集成电路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甚至准备在香港上市的独角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商汤也被美国政府制裁，被迫推迟上市计划。

另一方面美国也以安全为由，不准中国高科技公司、通信公司在美国运作，甚至阻止中国科技公司在他国的业务拓展。香港也因此受到牵连，由谷歌和脸书建议铺设的太平洋电缆原本要连接香港，但美国司法部也以安全为由要求避开香港。

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半冷战”状态正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损害，国际货币基金会在2021年5月就警告，这会导致全球经济GDP总量缩减5%。以芯片为例，特别是10纳米以下的芯片，美国的制裁措施导致中国无法获得芯片，是除疫情之外造成芯片供不应求的因素之一。

美国还不准中国企业收购与芯片技术相关的企业，甚至芯片制造需要的光刻机也不准出口到中国。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加大自主开发的力度，以便突破“卡脖子”技术，阿里云在2021年10月宣布成功研发“倚天710”5纳米芯片，这是中国企业在高端芯片上的重大成就。

“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重心就是半导体，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在2025年需实现70％的自主保障。“2035年远景目标”，则希望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取得领先世界的实力。

中国也越来越注重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电动汽车、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金融科技、芯片、软件等领域在未来的发展有极大潜力。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在刚刚公布的研究报告 《伟大的技术竞争：中国和美国》中警告美国政府，未来10年，中国有可能在改变21世纪的关键技术领域超越美国，这包括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科学 (QIS)、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该报告认为，从电动汽车到太空研究、生物技术，甚至清洁能源，中国的发展一直与美国不相上下，以目前的速度可能会在未来十年超越美国。中国政府全力支持和激发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很快就会形成与硅谷不相伯仲的创新生态。

美国希望在中美新型的竞争关系中取得科技优势，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人才。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也设置种种障碍，与中国军事院校有关联的学生无法获得前往美国学习的签证。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出生在中国的人士，在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下无端受到歧视性的调查与怀疑，甚至入狱，影响了他们原先与中国同行的合作。

中美之争就是人才之争。对中国而言，要打破科技“半冷战”的围剿，就必须做到“不关门、不封闭、不自大”。

和平红利不可失，人才红利不可少。要吸引全球人才，除了可观的研究资金和报酬，必须有良好和开放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还必须创造与世界接轨的体系和制度。

科技“半冷战”是否将世界带入“一球两制”的时代？未来的世界将有两套截然不同的技术体系？截然对立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在“半冷战”和“半脱钩”发生之前，中国本身“半融入”世界的状态也是导致中国与世界脱钩和形成两个体系的重要因素。如今在全球各地，连越南都可以使用脸书和谷歌，只有四个国家是例外。

但防火墙本身也影响中国企业在全球发挥影响力。TikTok这家源于中国的全球企业，就必须与姐妹企业抖音进行防火墙隔离，这影响了中国故事的传播，也限制了自身在全球的话语权。微信在中国和中国之外也成了不完全相融的两个版本。

美国里根研究所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首次超过俄罗斯，这当然与美国官方视中国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但是在美国，从政界到学界甚至商界，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且必须遏制的声音已成为主流。

不久前一位香港朋友参加了线上美国CEO的峰会，令我吃惊的是竟然有七成的参会者表示，如果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应该出兵“保卫”台湾，这比美国普通民众只有五成多一点高出许多。美国商界在中国问题上竟然变成了鹰派，更加凸显了这世界已经进入“一球两制”的新格局。

全球各国民众对中国以往认同和赞赏的观感发生了大转弯，这与中国微弱的话语权有关，但更多与中国本身的软实力有关。东亚邻居韩国的文化影响力排名竟然远超过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其文化体现的价值受到别人的认同，韩国的影视作品以及流行音乐走向世界就是一个例子。

即便“一球两制”是中美对抗和竞争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身的制度红利？有效的管治和合理的秩序是其中的一面，宽松的空间与无畏的自由是另一面。中国之外的世界，一个普通人常常是从一个女记者入狱、一个大学女教师突然下岗、一个山村女教师失踪、一个女运动员消失的报道中去感受和认识他们眼中的中国。唯有真实和透明，才能战胜谎言与毁谤。

曾几何时，中国远不止是跨国企业投资的热土，也是众多国家的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梦想之地，他们看到了一个包容与多元的中国，这必须是中国继续投射给全球的形象。过去两三年，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我不断收到曾经深爱那些城市的朋友们收拾行囊离开中国、返回故国的消息。但一个与全球链接的城市与国度离不开多彩与多元。

即便“一球两制”是难以避免的结局，我们更不应该从“半融入”的状态中退守，放弃寻找普遍认同的价值，我们必须与世界相融相知。至少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说话的权力，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

中国与世界的第三次链接是中国的一次新机会，我们必须确保贸易红利、创新红利、和平红利、人才红利和制度红利可以驱动中国下一轮的发展。

30年前的春天，一次奇迹般的南行让中国走出低迷、沉闷、失望的困局，尔后是一个被认同、赞赏和羡慕的新世界。

30年后的春天，我们有理由和有必要再次期望发生这样的奇迹。这意味着在2022年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需要突破与创新，信心与希望，敢想与实干。

（插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