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行将结束之际，从历史中寻找未来的轨迹，没有比1968年的世界更接近2020年的了。

1968年，全球陷入“六八风暴”，反战、反建制、反精英的抗议运动此起彼落。轰轰烈烈的反战示威从华盛顿蔓延到伦敦、柏林、巴黎、和罗马，美国民权运动也进入新的转折点。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总统参选人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美国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演变成抗议者和警察短兵相接的暴力冲突。这一年的美国陷入被作家和历史学家加里·威尔士（Garry Wills）所说的“新内战”，他在当年出版纪实作品《第二次内战：世界末日的武装》 （The Second Civil War: Arming for Armageddon）。

“五月事件”几乎瘫痪了整个法国，上千万的学生和工人结盟掀起抗议的巨浪，戴高乐总统次年被迫辞职。20年之后，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学术人》（Homo Academicus）一书中，将这场左翼的学运的起因归结为法国高等教育的盲目扩张，这场运动的主力是法国大学里年轻的教师和学生。

正处于“文革”的中国，其意识形态对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左翼反政府学生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的中国，早已陷入“文革”武斗的漩涡，最终以青年学生被送往农村的“流放式”改造收场，也预示着10年之后这场浩劫终将以悲剧告终。

1968年的震荡始于1月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布拉格之春”揭开了苏联东欧集团改革的序幕。在此之后，波兰、南斯拉夫都发生了挑战建制的示威行动。但这场以建设“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为口号的民主化改革运动，在苏军8月入侵之后夭折，却是苏联集团22年后分崩离析的先兆。

1968 年，美国华尔街也面对可能的金融危机，标普 500 指数在头三个月下挫 9%，之后却大涨 24%，年底涨幅达 7.6%。2020 年，标普 500 指数在头三个月急跌30%，但 3 月触底后却已反弹 了68%，全年上涨16%。

1968年7月开始，一场被称为香港流感的大流行病开始向全球蔓延，仅香港就有40到60万人发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大约有10万美国人死于香港流感，全球可能高达100万到400万人丧命。

唯一在2020年没有发生的是，类似1968年1月越南战场上的春节攻势，让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定局。但2020年的大国对抗和竞争，却在贸易和科技等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拉开。

1968年和2020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有如此之多的类似之处，这包括大流行病、种族冲突、社会动荡、政治对立、大国对抗。因此，在1968年过后，上个世纪70年代走过的历史，和21世纪的第3个10年是否也有可比较之处呢？

21世纪的第3 个10年，世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一）大流行和人畜共患病毒

新冠病毒不会是21世纪第3 个10年唯一的一次公共医疗危机。美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毒后，人类认识到人畜共患病毒是全球范围内造成多种疾病的原因。这包括艾滋病，伊波拉病毒，沙士，寨卡病毒和猪流感等。

病毒在地球上已经存在数百万年，比我们“智人”的历史长得多。从技术上讲，这些“病毒”没有“生命”，它是包裹在蛋白质外壳中的一串遗传密码，需要透过活的“宿主”才能繁殖。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病毒被发现，人畜共患疾病的爆发不断增加。地球上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中约有160万种病毒，其中约70万种有可能感染人类，但只有约250种在人类中被发现，其它的病毒仍然在那里寻找“宿主”，随时可以在人类中传播。

2020年除了新冠病毒，还爆发了小规模的人畜共患病毒。刚果在2018年爆发伊波拉疫情，2020年中才结束，超过两千人死亡。尼日利亚也爆发了拉沙热病。这些疾病通常源自热带雨林边缘，以及人类和动物混杂的地方。在这些“热点”中，病毒更容易从动物传播到人类。

全球顶尖的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病毒猎手之一，他于1976年发现了伊波拉病毒。他说：“我们生活在大流行的时代。” 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未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包括森林砍伐和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森林覆盖了地球上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但每分钟有35个足球场大的森林被砍伐。

未来10年起码有10种病毒，因缺乏疫苗依旧可能给人类带来危机，这些病毒包括伊波拉、马尔堡病毒病（青猴病病毒）、拉沙热、中东呼吸综合症、非典(沙士）、尼帕病毒、寨卡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裂谷热、猴痘。这并没有包括人类未知的病毒，随时会侵蚀我们。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人类经过这次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从政府到民间都从中学到了惨痛的教训。东亚各国此次应对新冠疫情中的表现胜过欧美各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曾经历过沙士。比尔·盖兹（Bill Gates）五年前担心全球会爆发大流行，他预测全球各国要到2021年底才有可能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他说，“全人类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核战争，而是全球疫情。”

在1968年的香港流感之后，全球在80年代又面临艾滋病的重大危机。2020年过后，未来10年再次出现新冠病毒这样的大流行的机会为小，但发生小规模疫情的机会为大。

（二）经济衰退和全球新经济版图
 

2020年开始的10年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10年，对发达国家而言尤为严重。过去4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终结，全球进入新一轮的缓慢增长期。未来的10年会否重复1970年代的景象？

1969年美国面对战后的首次通胀，1973年10月爆发石油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重创发达国家，美国的GDP下降4.7％，欧洲下降2.5％，日本下降7％。西方各国失去了战后的经济扩张，高速增长的繁荣期结束，进入经济下滑和通货膨胀高企不下的“滞胀”时期。在此之前，美国经济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以年均近4％的速度增长，并保持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工人的平均小时收入每年以超过2％的速度增长。

70年代是日本的舞台。继1970年取代西德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1972年再次失而复得，再于1978年取代苏联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亚洲“四小龙”也在此期间冒起，经济快速增长。与上世纪70年的日本情况相似，中国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2020年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经济出现萎缩，只有中国取得了经济的正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的GDP增幅为1.9%，2021年增幅将扩大至8.2%。美国和欧洲依旧在第二波的新冠疫情中挣扎，2021年的经济复苏远比之前的预测来得缓慢。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全球经济的复苏要到2022年下半年才有可能。

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中心（CEBR）在12月26日发表年度报告中预测，中国在2028年就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普华永道（PwC）3月发表报告《2050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50），预测到2050年，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将有6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发达国家中只剩下美国，排名将从第2滑落第3，日本排名将退至第8，德国和英国分别占据第9和第10名。

1968年之后的10年里，日本先后超越西德和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后，中国在未来1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概率是100%。

（三）金融市场风险与美元贬值
 

与上个世纪70年代相似，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在21世纪的第3个10年也会随时浮现。2020年的华尔街股市和1968年一样都是在恐慌性下滑之后再次强力反弹。

上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其中1973年1月至1974年12月全球股市暴跌，影响了所有主要金融市场，成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股市下跌。在694天中，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市值损失超过45％。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奠定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放弃按固定官价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政策，美元贬值。

如今的情形与1973年相比，世界经济并不存在滞胀风险，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高。与2008年相比，全球的金融市场有惊无险。第一，美联储和各国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注资，扩大贷款规模，各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足以支持市场的稳定。2020年3月，全球最具流动性的美国国债市场出现罕见的抛售潮，仅沙特在3月就抛售200多亿美元，但美联储及时推出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避免了金融市场的动荡。第二，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吸取教训，增强了银行的弹性。欧美各国的银行运营稳健，没有破产风险。

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也明显。不少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偏高，低利率和庞大的资产负债表鼓励了杠杆的积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愈发严重。银行不是2020年经济衰退的根源，但金融业的危机很快就会从直接流动性阶段进入偿付能力阶段，银行首当其冲。

经济学家预测，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27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65％。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数据，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增长了21%，非金融公司为11%。美联储估计，美国的公司债务已从2008年的3.3万亿美元增至去年的6.5万亿美元。在新兴市场，非金融公司的增幅最大，为11%，债务占GDP的104％。中国的非金融公司的债务在2020年的第三季度是GDP的166%，为全球最高。

2020年的新冠病毒并没有引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政府和公司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大量资金涌进股市，刺激股价飙升，与企业的表现严重脱钩。债务违约的风险，通货紧缩的风险，货币贬值的风险，随时可见。美元已经贬值，这一点与70年代的情况一致。曾在香港任职的经济学家、现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预测，由于贸易和财政“双重赤字”进一步扩大，美元汇率到2021年底将贬值35％。

比特币和黄金成为避险的新兴和传统投资产品。70年代美元贬值，刺激了黄金价格上涨。当利率走低，美元走弱时，黄金作为替代品的价值上升。1968年至1980年间，黄金价格从35美元涨至850美元，涨幅超过2300％。2020年，投资者寻求避风港，黄金价格一年内上涨约25％。比特币在12月26日升至25000美元，比3月的低位4900美元升幅高达4倍以上。但在2017到2018年间，比特币有如过山车，从2017年初的1000美元升至年底近2万美元，2018年2月又跌至7100美元，2018年再跌至3100美元。“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警告，比特币不属于资产，上升完全由市场操控。

1968年之后的10年里，全球在70年代发生了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10年，金融危机何时会降临。但已故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曾经说过，如果一些事情无法永远持续下去，那它终将停止。

（四）“盛世陷阱”与改革困境
 

1968年的苏联如日中天，是军事、科技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这一年苏联将捷克人改革的美梦辗碎，从那时起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类似“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苏联经历了历史学家称之为“停滞时期”的岁月。但以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福祉而言，70年代又被视为苏联的“黄金时代”。

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告别了赫鲁晓夫时代大刀阔斧的变革，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改革寸步难行，苏联社会陷入静态且缺乏活力、老人政治和昏庸无能的新常态。计划经济造成效率低下和惯性运作，工人怠惰且缺乏纪律。60年代，西德和日本的经济总量与苏联相比是一个小弟弟。1970年，苏联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达到顶峰，为66.5%，恰好与中国目前的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差不多。但到了7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增长开始乏力，到1985年，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下降到35%。这期间，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在全球的影响力继续增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中美联手改变了冷战的国际格局，苏联的崩溃已经定局。

如今，中国的改革也进入深水区，不少人担心中国会否陷入类似苏联“停滞时期”的困局。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高企，又要面对国际需求乏力、国内消费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特别是过去20年支撑起中国经济大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对税收的贡献达50%，对GDP的贡献达60%，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地面对国内外的大动荡和大变局。

1968年的此时此刻，面对无法恢复正常学习和缺乏就业机会，几百万“知识青年”被迫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在此后的10年间，近2000万人离开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逆城市化”行动，中国约10%的城市人口向农村迁徙。

2020年的此时此刻，80多万留洋学生和800多万本地大学生正试图挤入已经萎缩的就业市场。考研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超过300万，而2021年将有可能超过400万。高等教育的无限扩张和引发的就业不足，是一些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面对2020年的新冠病毒和中美对抗，中国显然采取了更加开放市场的经济改革措施。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几乎瘫痪之际，积极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合作，加入与亚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并和欧洲完成长达7年马拉松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凸显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依旧向前推进。

中国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依旧充满活力，这与中国自1978年的改革创造出的营商环境和释放出的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但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缓慢且艰难，长远来看，这对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都可能是负面的。

2020年后的10年，中国会否重复苏联“停滞时期”的困境，取决于中国因应变化的改革力度和开放力度。

(五) 大国冲突与中国影响力
 

1968年过后一年，中苏两国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岛，珍宝岛上爆发了一场只持续15天的微型战事，但这场“岛屿战争”却改写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关系随后破冰，基辛格1971年秘密抵达北京，次年尼克松访问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苏两国的“缓和政策”可能对中国的负面冲击。

2020年之后的10年，中美两国是否可能在南海的微型填海岛礁发生短暂的战事？在美国与台湾关系日益密切，甚至半结盟的情形下，面对民族主义高涨，中国大陆会否武力攻占台湾？

特朗普因“通俄门”一直无法突破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但对俄罗斯“情意绵绵”，甚至到了2020年12月19日，他还和自己政府的成员唱对台戏，否认俄罗斯黑客攻击美国政府网站，反而无端指责中国是背后黑手。连中美冷战的急先锋、国务卿蓬佩奥都非常明确地说，是俄罗斯人而非中国人。

拜登上任，欲与盟国联手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他不太可能重复坚定的反共分子尼克松前往中国的破冰之路，与受西方孤立的俄罗斯联手，来对付华盛顿眼中挑战其地位的老二。这样的场景似乎不太可能，但并非天方夜谭，国际关系风云变幻，未来10年，谁能说这样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

美苏间的冷战在70年代白热化，但尼克松上台之后也愿意采取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如今拜登入主白宫，中美之间在未来10年的关系，与美苏上世纪70年代的关系有类似之处，又对抗又竞争又合作。从拜登外交班子传递出来的明确信息可以看到，美国新政府在对华全面遏制的同时，双方依旧会有接触和合作的机会。

中国在贸易上加强和不同贸易区的合作关系，在疫苗外交上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突出重围的战略明显。但过去2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破和进展，但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尖锐对立没有丝毫变化。曾几何时的中英“黄金十年”，“中美国”的概念，以及西方给予中国领导人超规格的礼遇，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上基本没有改变上世纪70年代的格局，非洲依旧是中国最可靠的朋友。

2020年，美中两种不同的制度，在如何适应时局的变化上，中国看来占据上风，却在国际影响力上反而和美国一样呈负增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中国在西方和东亚国家的受信任度和欢迎度都降到了历史的新低点。

拜登政府上台，加强和盟国合作，调整政策，顺应世界潮流和民心，大国冲突的最终结局，难以估计！

（六）月球登陆与科技创新竞争力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探月工程和太空探索属于美苏的地盘，未来10年的太空竞赛将在中美俄三国展开。

1971年，苏联首个太空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太空站发射升空。美国经过六次成功的登月任务后，1973年美国第一个太空站和航天飞机发射升空。

2020年12月，中国的「嫦娥五号」时隔44年，人类再次带回月球样本，但这仅仅是探月工程“探、登、驻”的第一个步骤。美国目前已走完前两步，苏联已走完第一步，中国正在走第一步，未来几年将完成登月的使命，并建造中国自己的太空站。在此之前的7月23日，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发射升空，明年2月份抵达火星。

在美苏太空竞赛白热化期间，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预算大幅提高，在1969年阿波罗登月计划时达到顶点，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4.5%分配给了NASA，2015年之后只有0.5%。现在美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开始私有化，以便节省开支。其中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Elon Musk）拥有的SpaceX，于2020年5月成功将两名NASA宇航员送载到国际太空站，并计划在2021年底将三名太空旅行者送进太空。

欧美的一些企业家看好太空的商业前景，美国太空探险公司为客户提供绕地球轨道飞行，体验太空旅行的美景和失重感；亿万富翁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创立了航天公司维珍银河，希望成为未来太空旅游行业的领导者；全球首富、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Jeffrey Bezos）计划“建造一条通往太空的道路”，以便人类维持地球以外的殖民地。

但太空私有化计划引起美国一些科学家的反弹，担心私人企业无法承受推进太空前沿探索的巨大未知风险。

太空探索的高科技含量极高，可以促进创新、突破技术极限。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报告，自1976年以来，为太空探索而开发的技术，在转移到私营部门后已诞生了2000多项新用途和发明。众所周知的通信卫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许多医学上的进步都源于太空技术，例如人造心脏的改进、乳房X线照片的改善以及激光眼科手术。太空探索推动了新材料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这包括用于微芯片的热电冷却器、高温润滑剂、大批量生产碳纳米管的方法和具巨大工程潜力的材料。许多家用产品都可以追溯到NASA的技术，如记忆泡沫床垫，蓝牙耳机，可编程烤箱，吸尘器和滑雪服。

科技的突飞猛进往往是在战争和竞争中发生，美苏争霸就促进了航空航天科技长足的发展。中国近年在太空和其它高科技领域的不少突破是美国封锁的结果，当年美国政府阻止NASA和中国合作，中国被迫发展自己的太空技术。2020年6月，北斗全球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完成，这项技术的突破也是受海湾战争和台海危机的刺激，中国意识到依赖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潜在风险。

2020年，中国在登月工程、载人飞船、火星探测、卫星导航等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但中国也面对科技冷战下被美国“卡脖子”的35项关键技术，如光刻机，芯片，核心工业软件，激光雷达等。美国对中国已实行更为严苛的技术封锁和管制，甚至阻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攻读前沿的学科。美国自1969年登月计划之后，攻读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本科生一直呈下跌趋势，中国却拥有全球最多的STEM学生。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2016年中国有470万STEM毕业生，以8.2比1超过美国STEM的毕业生，2030年将跃升到15比1。但美国拥有中国所没有的巨大优势，美国是全球人才的最大吸收地。

中国在5G、AI、数字技术等领域的突破，离不开以往宽松的国际合作环境。中国需要以市场为导向而非行政命令来主导创新，追赶芯片技术的“武汉弘芯”发生烂尾工程就是一个例子。

未来10年中国有没有可能保持科技创新和竞争优势，除了人才和资金，更为重要的是能否对外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对内创造创新的自由空间。

（七）美国社会分裂与内战阴影
 

2020年的美国与1968年的美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美国陷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峻的对立，民权运动和反战示威席卷全美。但2020年的美国与1968年相比，暴力和冲突的程度要远低于当年，“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示威并没有出现类似1968年多名政治人物和平民被谋杀的事件，美国更没有像当年那样陷入战争的泥沼。

1968年可以让尼克松成功当选的最大原因是，大量对民权运动持有疑问的白人成为尼克松“沉默的大多数”。1968年有种族隔离支持者、曾经担任阿拉巴马州州长的乔治·华莱士参选总统，并取得南部五个州的胜利。数以百万计的白人选民，面对民主党约翰逊总统的民权改革心存恐惧，要求民主党对无政府状态负责。

但在2020年的抗议运动中，无数的白人以及亚裔移民的第二代都积极参与其中。纽约时报6月报道，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爆发两周后，白人中的支持者大幅攀升，是过去两年的总和。尽管运动期间出现了暴力场面，但民调显示，93%的示威是和平进行。特朗普拾起尼克松“法律与秩序”的口号，但无法像当年那样煽动起选民的恐惧。

1968年，美国社会的暴力冲突程度远远超过2020年，美国历史学家、记者和作家加里·威尔士（Garry Wills）在《第二次内战：为世界末日武装》（The Second Civil War: Arming for Armageddon）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人以邻为敌的场景，黑人激进分子谈论军事行动，武装的白人则以牙还牙。

2020年，美国社会的分裂依旧，各类极左和极右的民兵组织虎视眈眈。大选前有不少专家预测特朗普不接受大选结果，有可能引发暴力事件。但特朗普决意不承认落败，也没有出现武力和暴力对抗的场面。美国的民主制度被特朗普摧残的遍体鳞伤，但在这次大选中还是表现出其韧劲，投票率创造了120年以来的新高。

2020年美国社会的对立与分裂，远不如1968年那般暴力。如果1968年过后美国没有发生第二次内战，2020年之后在美国爆发第三次内战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但美国想要痊愈种族对立和社会分裂同样难于上青天。

（八）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民选独裁”
 

1968年过后，智利就在1973年发生了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之后南美的阿根廷等国也踏上了军人执政的独裁时代。2020年，美国选民将有“民选独裁”倾向的特朗普请出白宫，但与四年前的总统大选相比，其民粹主义的政策在此次大选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特朗普获得7千4百多万张选票，选举虽败，但特朗普主义的影响力深远。这一现象预示，“民选独裁”与“威权民主”将在下一个10年左右全球政坛。

2020年没有比台湾的绿色威权主义更能说明这一趋势了，一个标榜民主自由的民进党政府竟然可以公然关闭与其意见相左的电视台。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类似的民选独裁早已根深蒂固。而香港在2020年实施“国安法”之后，其政局走向的最大可能性就是仿效新加坡的半威权民主，目标是建立容许反对党存在、但建制力量主导的强势政府。

1973年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政变上台，就以崇尚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取代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皮诺切特早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尝试新的政治和经济试验，获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在国内推动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智利奇迹。

但2020年，新冠疫情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欧美政府减少开支，特别是在公共医疗领域的开支，是造成新冠病蔓延的原因之一。西方国家过度依赖私有化的医疗系统，却发现这些系统无法应对大流行这样的危机。面对世界各国政府债台高筑，强调政府干预和投资的凯恩斯主义也无法解决现今的困境。全球各国必须寻找融合两种经济路线的新中间道路，重视市场功能，同时加强行政效率，才有可能突破市场力量和政府干预的局限性。满足人们需求的驱动力能否取代企业对利润的短期追逐的驱动力？对经济民主的、适当的计划可否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如何在经济政策中实现社会正义？

2020年新冠大流行凸显了把危机管理交给“市场的无形之手”的荒谬性，疫苗经济学是最好的例子，富国的百姓可以比穷国的百姓更快、更容易地获得新冠疫苗。不久前，世贸组织（WTO）发生了一场内部争论，印度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要求欧美药厂破例放弃持有的专利和垄断，以帮助所有国家尽快获得他们可以承受的疫苗。但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富裕国家却一再阻挠这一提议，声称知识产权是公平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基础。

2020年过后的10年，凸显“善治”的威权民主有可能成为新的流行趋势。

（九）性少数群体被普遍接受与文化包容
 

1968年的民权运动也为美国女权运动推波助澜。美国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因（Gloria Marie Steinem），在1969年发表“在黑人权力之后，是妇女的解放”一文，要求给予妇女平等权力。女权运动吸引了不同种族、背景和政治信仰的女性参与其中。随着女权运动的浪潮席卷美国，1972年，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在美国成为法律。1975年，“美国女性”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

未来10年，在全球范围内，同性恋（性少数群体）平权运动将会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同性恋平权运动也是发端于1968年的民权运动，继2003年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合法化之后，过去10年，在同性婚姻平等、同性收养以及变性人权利等方面，美国的法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1964年《民权法》禁止性别歧视的法律扩大到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

中国社会和官方对同性恋的立场也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中国在1997年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犯罪，在2001年将同性恋从精神病手册中移除。2019年在《民法典》审议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官方提及有人建议同性婚姻合法化应被纳入法律。

美国众议院中公开和半公开的同性恋议员早在90年代就存在。2012年民主党公开支持同性婚姻，威斯康星州的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成为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美国联邦参议员。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38岁的布蒂吉格（Peter Buttigieg）成为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总统参选人。

美国调查全球民意趋势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2年开始在全球调查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这项调查显示，在2002年和2019年之间，许多国家对同性恋的接受度呈双位数的增长。南非和韩国分别增长了21点和19点；墨西哥和日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对同性恋的接受度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2002年略高于一半的人接受同性恋，2019年近70%的人接受。在肯尼亚，2002年接受同性恋的人只有1%，现在有14％。印度自2014年首次开始这项调查以来，5年内出现了22个百分点的增长。

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中，接受和反对同性恋的比例为52%对38％。西欧和北美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最高，中欧和东欧的分歧最大。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很少人认为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只有南非（54％）和以色列（47％）是例外。亚太地区对此几乎没有共识，澳大利亚有81％的人接受同性恋，菲律宾有73％，但印尼只有9％。接受调查的3个拉美国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接受。

2019年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较富裕和发达的经济体比不富裕和不发达经济体更接受同性恋，政治立场上的左派对同性恋的接受度超过保守的的右派。瑞典有94％的受访者表示应该接受同性恋，西欧国家的平均值超过86%，比美国的85%还高，而尼日利亚只有7％的人接受。

与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样，未来10年的同性恋运动将进一步冲击和改变社会，对同性恋在文化层面上更广泛的包容和在法律上确保他们的平等地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十）个人自主的新时代与对公益事业的新觉醒
 

1968年全球各地青年反建制的示威运动，成为70年代西方社会叛逆性转变的分水岭，美国进入被作家和记者汤姆·沃尔夫（Thomas Wolfe）称之为“自我一代”的新时期（The“Me” Decade）。战后婴儿潮出生的美国人，因经济繁荣，获得了新的自决和个性发展的权力。60年代之前盛行的社群主义衰落，70年代个人主义大行其道。

在2020年，只讲个人权力的美式自由成为新冠病毒蔓延的“元凶”之一，我们对自由的过度崇拜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自由会损害他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表示，热爱自由是“美国自私崇拜”的借口。在他看来，美国面对大流行病的不良反应归结于政客和政策未能使民众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无不感叹，英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率高于德国和意大利，就是因为英国人更喜欢自由。

新冠疫情的正面效应也非常明显。2020年整个疫情期间，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虚拟会议，在线购物，数字支付，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学习，在线培训，云技术的广泛使用。这一前所未有的创新力量正在催化个人主义的新时代，支持这一波新的个人主义浪潮的数字技术和架构将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因此在下一个10年颠覆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未来10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主动将自己隔离在“自我”的环境中，你无需出门就可以获得工作、生活和休闲的新方式。596或者699的工作方式将被322的新工作方式所取代，你可以放弃每一个星期5天，每天早上9点上班，6点下班的正常模式，或者是今日中国流行的每一个星期6天，早9晚9的超负荷模式，而是每一个星期3天办公室、2天家中工作，2天休息的新模式。你无需出门就可以购物、看病、学习，你甚至可以因虚拟实境技术VR ( Virtual Reality )与扩增实境技术 AR ( Augmented Reality )的发展，今后可以足不出户环游世界。

但这场疫情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病毒感染风险需负有道德责任。这场大流行唤醒了人们的认知，新冠流行病只是人类面临的必须采取集体行动的许多问题之一。

新冠疫情的爆发提醒人类必须学会与动植物的世界和谐相处，确保生物的多样性不受到灾难性的破坏。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经济活动决定了气候变化的趋势，新冠疫情减少了不必要的飞行和旅行，减低了消费和浪费，因而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新冠疫情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天灾面前社会的不平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富人更加容易获得更好的医疗设施和护理，更少地受到经济下沉的影响，政府拯救经济的措施也同样向大企业和富人倾斜。失业率的攀升首先重创低收入人群，有些穷人甚至因缺少空间和网络而无法面对工作转移到线上的新机会，他们的儿女也因无力支付网络和笔记本电脑而无法应对线上教育的新模式。

2020年过后的10年，我们可以期待个人自主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新冠大流行也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在每一个人更加独立的时代，在强调个人权力的表象之下，人类只有采取集体的协调行动才有望解决人类的困境。正如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说，人类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每个决定都会影响他人的社会人。

2020年经历了如此多与1968年相似的场景，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如何在逝去的岁月中找到前行的轨迹，需要避免堕入以往的陷阱，重复以往的错误，并吸取过去的经验。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个具有历史感和前瞻力的领袖总能捕捉到“改变”的一刻已经到来。

1978年也是这个季节，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发表讲话，将中国引出十年“文革”的混乱和恐怖，这时离他被停职的1968年整整过去了10年。他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务实和激动人心的愿景，中国开始了从经济孤立到成为经济大国的快速旅程。在21世纪的第3个10年，我们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变革时刻。因此，即便在这一个充满对峙和冲突，动荡和不安，停滞和衰退，孤单和怀疑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怀抱希望、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