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荣教授（左）访问叶国华先生（右）

香港政策研究所创办人及主席叶国华，曾于上世纪80年代参与香港回归事务，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香港事务顾问，并于董建华任期内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别顾问。他在香港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内地20多个城市，建立了40多个校区。在他看来，教育既是开放的问题，又是主权的问题。教育的核心，在于寻求主权与开放的平衡。谈起香港年轻人缺乏国家认同，他坦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基础教育的缺失。

百姓用脚说话

问：您是一个“历史老人”，从上世纪80年代前开始已经参与香港事务，亦在香港回归早期出任特首的特别顾问；且作为多间教育机构的主席，在香港及内地多个城市办学。从历史的角度，如何看现时中国内地及香港发生的变化？

答：我认为我们过多地强调香港的金融和经济，我们应该如何看香港在近200年的世界变化里的沉淀呢？

最近我有一个别人可能不太认同的看法。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的老百姓对促进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作用？起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老香港，而是一批由1957年开始移居香港的内地同胞。我们不能忽略，由1957年开始，到60年代底、70年代初，那些用一双脚爬山，越过梧桐山，下到深圳湾，游泳到香港的同胞。那段期间按照统计有56万人到香港来了，他们用”双脚”告诉执政党：你做得不好。我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左派和建制派的朋友会认为有些戏剧性， 但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广东逃港潮

邓小平先生复出后没多久就说过，这不是军队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当然我们要多谢这一批文革之后的领导人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出了问题，要改变。这是很重要的，承认出了问题需要改变。习仲勋先生在中英街看到内地这边冷清，香港那边热闹，铺头都开到另一边。现在你们看看，调转了。现在商店都开在中国内地那边，我们这边冷清。回想开放改革这四十多年，我真的非常感慨。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说过，在2014年有1亿人次出境旅游（注：根据中国政府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如果中国是西方媒体口中毫无自由的地方，那 1亿人就不会回去了。他们舒舒服服地回到中国，他们用脚向中国政府投上信任的一票。

中国游客遍布全球

据哈佛大学最近公布的国际调查结果，2016年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其他三级政府的民众满意度均超过70%，省（直辖市）、市县、乡镇四级政府的满意度分别为81.7%、73.9%和70.2%。这是哈佛大学很客观的调查，全球其它政府都做不到。这都说明了一点：人民是自己选择了制度。这次疫情，问题的焦点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年的政治、社会及世界发展问题，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改变等等联系起来，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将会获益良多。我可以坦白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大学所教的部分东西不够务实。如果想让我们的青年人更落地的知道社会发展情况，就不应该继续用旧的逻辑。除了所谓的意识形态外，事实上，我觉得大学基本上都是用过去的逻辑。

教育的关键是保持主权和开放的平衡

问：我非常同意香港的作用不只是金融。以前不停说香港是金融中心，但香港作为教育中心，很多人，包括内地人都想来香港读书。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与中国内地一样都需要保持开放。

答：我们的教育就是一个关键的平衡，既有主权的问题，又有开放的问题，开放和教育主权之间的平衡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能不开放，但主权确实又是一个关键。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不会有今天。美国说自己受骗，当时写的很清楚，你的企业要进入中国，在协议内写明技术需要转移，进不进去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觉得当时邓小平先生在这个开放经济问题上，非常注重经济的主权。

教育同样有主权问题，同样有继续开放的问题。所以，现在要解决的矛盾是什么呢？是主权和开放之间的平衡。现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我们外方进来中国没有经验，中国教育当局各省市也没有经验。我们每天都在处理，我们有40多个校区，每个城市，每个省的教育当局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个地方都要和他们进行博弈。我们要沉住气，既要符合国家开放、主权的政治原则，又要引导国家官员理解如何继续开放。

我创办的学校是两个系列，一个是国际学校，一个是国内的国际学校。15年前，我便开始办国内的国际教育民办学校。我主要面对富裕阶层，多给他们一个选择。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读国际文凭课程（IB）、 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 SAT课程，再到国外去读大学。

我有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年轻人。如果你不准备和我们国家共享、共存、共发展，不准备遵守我们国家的民族、政治、社会的规范，如果你带着很大的情绪，你就不要去中国做什么教育，因为这样一定会有很多冲突。我们国内有很多校长、教师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国内同学，我也会选一些中国留学生。我尽量选用混合文化（Mix culture）的教师、 校长，因为他们较容易理解国内外文化。做教育的，如果你持有一种对抗的心理，你不如选择另外一个行业。

问：您在内地办教育十分成功，主要原因是您很了解当地的需求。目前一些国家，如美国，暂停了中美之间一些教育方面的交流，中国内地可以做些什么？另一方面，香港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教育枢纽，我们现在该怎样做呢？内地人其实很愿意来香港读大学，但香港有另一问题：不希望有太多内地人来。在这个矛盾下，香港如何成为一个区域教育枢纽呢？

答：首先，我想教育当局要弄清楚教育在香港这个复杂的情况下，它的主权和开放该如何平衡。唱国歌、升国旗、进行爱国主义的国民教育都被视为禁忌了。如果再出现唱国歌、升国旗都可能构成人身危险，广东话说的不正宗也会有危险，那么如何使我们国内的同学家长可以放心他们来香港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成为教育中心呢？现在我们国际学校里的留学生有30%去了英国，在英国不会感到很大的恐惧，但去美国、澳大利亚，他们有很大的恐惧。

第二，我们教育界的领导人，老实说他们基本上是公务员，对教育的主权，教育要承担的历史责任，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都没有太在意。所以出现有争议的高考历史试题，而管理层却完全没有留意。所以我觉得，民间要做可以，不过就要大步跨进中国内地。如果香港要想成为一个教育枢纽，真的要动手做了。下一任香港特区政府，在风波稍为平定后，香港成为教育枢纽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不主张以颜色来标签年青人

问：不少评论指香港已经失去这一代的年青人，香港回归已经有23年了，回归后出生的这一代对国家更有一种抗拒感。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事实，香港未来的路可以如何走下去呢？

答：近年，我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因我的辈份、工作跟处境的关系，我的考虑点可能跟你们的不太一样。我的考虑点是，我曾经做错了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负上部分责任，从80年代，酝酿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我已开始参与设计整个香港回归的框架、制定「一国两制」政治、金融、教育和文化的具体方向等。当时我们却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有认真地研究英国人交出殖民地时埋下什么样的“计时炸弹”。除了我们缺乏历史、政治、国际经验外，我们想不到大家会对「一国两制」欠缺完整的理解，亦估计不到祖国这数十年的发展会那么迅速。所以，邓小平先生曾说他只能预见未来10年的发展，我们一般人又能预见多少呢？我们这一代人做错了什么呢？我用”这一代人”并非泛指香港普通市民，而是指那些曾对回归出谋献策的一代。

作为政治考虑，当人家会那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出甚么样的防范？记得回归前，香港历史学会找当时出任特别顾问的我，说：“叶先生，现在初中历史课是必修课，但到了高中则是选修的。这样下去，我们历史课就会慢慢失去影响力。” 当时，我跟他们商讨，亦跟行政长官汇报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清楚，英国人一直希望把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抹掉。他们在回归前有这样的安排，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而是当时以处理稳定回归为先，其它事情先放在一旁。大家也预料不到这会成为日后的一个大炸弹。试想，小孩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国家的认同感，处事方式也会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这一辈人要重新思考。刚才你提到香港失去了这一代的年青人，我不会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所失去的已经不能回来吗？我们不能改变了吗？我们没有能力去应对吗？我个人对这一代人是绝不放手，我们不应舍弃他们。所以，我不主张以颜色来标签他们。所有香港市民都是我们的市民，都是我们的中国公民。他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而我们可以有各种政策，让他们逐步真正成为香港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应把数以百万计的年青人或市民划分界线。假若年青人认为政府在施政上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有错误判断的地方，可以选出代表加入政府提出修正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决定全体立法会议员，即使是那些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议员都可以延任一年。中央政府有这个决定，即代表只要你们回到宪政、制度和法律里，你可以持不同意见，可以有反对声音，这才是一个有气魄、有历史担当的政府应有的态度。所以，不要再说我们失去这一代人了。

中美碰撞，终会找到彼此的定位

问：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对香港的影响很大，香港的角色正在转变。很多人认为现在的香港是中美博弈的战场，要回复昔日的角色有一定的难度。您一直研究中美关系，在目前这个环境下，香港可以如何在中美的博弈中生存呢？

答：在历史的转轨过程中，出现这些磨擦是必然的。磨擦的结果，是碰撞后的毁灭，还是在碰撞、磨擦的过程中，找到彼此的定位？我认为，最终总会找到彼此的定位的。看看二次世界大战这么大的冲突，德国、俄罗斯、美国、法国跟英国最后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继续存在、发展，只不过在形式、形态、名字上有所改变。目前，我看不到有那种全球毁灭性的对撞，我相信5到10年后，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的时候，我们人口比较多，到时，美国会重新考虑如何自处。当然，美国会有「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式的计划。每一个国家、民族、社会也有各种力量的平衡，而我相信，在适当时候，某个时间点，总能够找到平衡的。

我总守着一个信念 ， “预计有斗争，争取有平衡”，早早预备平衡的计划。在英、美，我的学校最多不加大发展力度，但决不会收缩。有人问我，美国政府对我们在美国的学校有没有做些什么，我不觉得美国对我们的学校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一，在美国的学校，全是由美国的同事管理。我觉得世界不会因这一次的磨擦，便进入全球毁灭的状态。

我们要沉着、专注地做好本份，提高自己的质素。既要应对现时的环境，也要为未来做好准备。所以我们的决策是不收缩英、美市场，但开发德国、法国市场。为什么呢？因为五眼联盟国家 (即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及美国) 对我们国家的学生有这样的限制，那么我们便到德国、法国发展，开设德语、法语学校。

中国人擅长应变，天无绝人之路。看清楚四周环境，你向左时我向右，何必跟你碰撞呢？当然我们也不得不准备一些武器。作为人类的我们，总是期待有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固然有些人会采取破坏性行动，但我们也可以采取更具建设性和温和的行动。

治国之道，一张一弛

问：所以，在您看来，未来的发展并不悲观。但香港现在困难重重，香港应该怎样走出困境，找到未来的出路呢？

答：第一，我相信中国的决策层是有智慧的，任何强大的力量和系统也一定有宣泄压力的宣泄盒。对中国来说，香港起了一个重要、紧急应变的宣泄盒的作用，说得严重一点，那便是逃生门，我可以拉开这道门，然后走出去。所以，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层是有智慧的。

第二，我相信香港人到一定时间后，便会拿出自己的办法去应对。所以，我相信《港区国安法》的出台能起一定作用，治国之道，一刚一柔，一张一弛。香港有二三百万人，与我们建制派目前有些不合的意见，他们便是我们要争取团结的对象。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没有了，我们还要下点功夫。至于从哪方面开始？教育？金融？还是法律？最需要修补的是文化、历史、传统。我可以大胆地说，十个香港人，除了我这个年纪的一辈外，九个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是毫无认识的，这是我们数十年要修补的短板。至于传媒、社工方面也有不少短板，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国民基础教育的短版。

我们除了提到伟大领袖们的作用外，人民的创造也是重要的。当年这批十条村，九条村，大步走出来，到香港去追求他们的美好生活，这个是不是一个动力？如果领袖正确总结这个动力，就会得出邓小平先生的意见，这不是用枪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如果推行社会主义，令到我们这边十室九空，别人繁荣昌盛，我们为什么还要推行呢？所以，有这样的人民，便有这样的政府。中国人民是有创意的人民。

问：未来一年，您认为有什么方法可重建香港社会对政府的信任？

答：最近几年，我就这个问题不停地思考。我们要鼓励那些不信任香港政府的人士，按照制度、组织推举领袖，一起把香港管理得更好。我相信到了某个阶段，大家冷静下来，看清四周环境的时候，大家自然会回归到制度上，共建香港，这是我的看法。

港事港办，江山代有人才出

问：中央政府也好，特区政府也好，您认为他们可以主动做些什么来修复香港的裂缝呢？

答：我相信中央将有所行动。我举些历史案例，难道1989年的黄雀行动，你真的以为这些人那么棒，可以大批地走到美国去吗？如果当时中国政府跟英、美、香港没有一定的协调，可以有这么多人偷渡来香港，然后经过美国领事馆到美国去吗？我们真的是那般愚笨吗？另外，许出走美国后，为什么留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太激烈的对抗行动呢？你认为中央没下功夫吗？我都是亲自参与的。

很多时候我在想，可能是我们做的不够，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我对自己有一个意见：我太早放下香港事务了，把精力全集中在国内、英国、美国事务，对香港事务一概不理。我的原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是说没了我便不行，而是因为我们了解香港的情况，了解香港人的情绪。我最近也说，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说过「港事港办」这句话。我们是否承认回归时候说过：“香港的事情，港式办理；不要用国内的逻辑、国内的想法、国内的方式来处理，港事港办。”

香港回归后，我要处理“双十节”的问题，我去到他们的现场，他们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摆放孙中山像。我一进场，他们便演奏国歌，我立即行我自小培养出来的中华民国仪式程序。当完成整套的程序后，国民党的朋友走过来说：“叶生，我们接受你的意见，因为你用行动告诉我们，你是真心希望香港稳定。” 当时，我只请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旗帜挂进室内，不要挂在街上。如果挂在街上，特区政府很难处理。我跟一个一个社团商讨，他们便觉得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尊重他们。这便是“港事港办”。

第一次香港七一游行示威，司徒华要求在7月1日，我就说上午是庆典，你要搞就要在下午三时举行。他问，特区政府批准吗？中央政府批准吗？我说我跟他们谈。中央政府表示只要是庆祝性的便可以，如果是对抗性的就不可以。那怎样在庆祝与对抗之间取得平衡呢？我先与司徒华商量，不如不用黑白字，改用红布白字举行民主回归大游行。用红布，那便是庆祝民主回归大游行，中央跟反对派也可以接受。这样问题便解决了。直到现在，每年的7月1日都有一个传统性的游行，就是由那时候开始。

1997年6月30日，一批民主派立法局议员未能过渡到特区立法会，在前立法局大楼露台告别

1997年6月30日晚上，商讨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要宣示立场的问题。当时的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还新，没胆子给主意，临时立法会的朋友亦不出主意。那时，董生与我一起主持会议，当讨论到最棘手的一段时，这些议员不愿意在午夜离开立法会，那怎样办？有人说要用铁链锁住大门，绝不让步。我说：“可不可以我们让出1小时，如果大家同意，我便立即跟司徒华说。”有一位新任的临时立法会议员对我说：“叶生，这1小时是历史性的立场，不可让步，是违法的。”我当时回了一句，我们已经被人占领了157年，也不差这1小时。文华酒店外有三百多个镜头对着这边，希望拍下第一滴血，他们只想看到香港人抗拒回归。我问他们，是让世界看到这个镜头好，还是让这些人做些动作呢？世界上有谁知道他们在这里多留了1小时呢？如果硬要他们离开，只怕会流血收场。这便是「港事港办」。

我就是用香港人的方式、方法、情绪去处理这类问题。既符合英国的法律，又符合中国的调和折衷，同时符合我们稳定回收香港的目标。老实说，也有一个缺点，太过强调稳定，令大家缺乏危机感。但其实危机在那时候已经埋下了，不过我们正确处理了，但不代表日后的计时炸弹不会引爆出来。这个我们要总结经验。所以我相信中央一定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在中美激烈对撞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意气用事，我相信中央身边的智囊团一定有他们的办法，当然危机是存在的。

历史永远不断在重演，但历史的观众永远会有新的一代。他们不知道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但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知道这些事情会如何发生。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信心，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那么复杂的国情，我们国家都能够平稳发展。香港问题我们一定不会意气用事，一定会有方法。

问：但现在香港的情况跟以前毕竟不一样了，是否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答：我相信，江山代有人才出，这些人一定已经存在，只是等待时机。
 

（文内用图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