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今年7月告罄。这是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台以来中美举行的第五届对话，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履新、奥巴马连任以来的首次对话。在美国经济日渐复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此次对话内容之丰富、意义之深远不容小觑。从战略与经济领域而言，本次对话中，中美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开展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实质性谈判，这被美方认为是本次经济对话所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果。近期，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客席副教授陆晨博士针对这一对话成果，剖析了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路径，以及存在的潜在风险。

崭新局面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两个条件的提出，相对于中美双方过去的投资理念而言，无疑是实质性变化。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而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及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以及投资的待遇。这是一种在国际社会正成为跨国投资规则新趋势的外资管理模式。陆晨博士指出，负面清单出台之后，明确告诉中国企业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的，这样可以简化审批管理，同时扩大开放。准入前国民待遇可将中国企业与别国企业置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企业身上深深的红色烙印将因此减轻许多。

投资新路

此外，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众多，取得的成果也十分广泛。本次对话涵盖了加强双边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地方合作、能源合作、环保合作、科技与农业合作、卫生合作、双边能源、环境、科技对话等八大领域。陆博士指出，此次对话描绘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新趋势。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农业、房地产及高端制造业均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可重点考虑的领域。

同时，陆晨博士提到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这是美国为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而推出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会使全球低息环境和充裕的流动性持续一段更长时间，因而可能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再次带来通胀和资产价格的压力。陆晨博士指出，美国的经济复苏脚踏实地，美国政府亦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回归，力图以其现在的龙头企业作为起点，重组全球产业链。这是一个资本回流过程。目前大量热钱正从中国流回到美国，中国如果再流失热钱，其竞争程度便会有所减缓。因此，在新趋势之下，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存在潜在风险，企业需做好投资准备。

风险之一：政治风险

中国赴美投资最大风险是政治风险。在美国，政客仅是传声筒，他们代表其背后的乡镇及企业而发言，美国政客的主使力量是深厚庞大的商业团体或所在的区域、州、乡镇中的民众。这与中国的情况大相径庭。因此，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时需要把握时机，目前中美两国处于获利关系，过去一些边缘产业便可以谈判，但如果是大选前夕，中国企业则最好龟缩起来，因为许多政治家会攻击中国企业以赢得更多选票。

风险之二：方式差异

综合过去案例，中国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需要了解美国的游戏规则，无论从语言层面还是社会规则来说，美国政治经济状况与中国是全然不同的。中国企业在进入美国之后，面对的是上中下三个层面的人群，最下层是当地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此时，企业社会誉便成为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这恰恰是目前中国企业比较缺乏的观念。此外，美国整体是比较害怕共产主义的，如果打上这样一个烙印，对企业非常不利。因此，陆晨博士建议，中国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一定要有一个当地律师或咨询机构作为传声筒，让这些本土机构及人士告知企业操作的适宜方式。

风险之三：社会风气

陆晨博士还特意强调了中美社会风气的差异，这亦是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需尤为注意的一点。美国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炫耀之处，无论是弹吉他、游泳、划船，都可以，但万不可炫耀财富。作为企业，则尤为需要拿捏这个尺度。一方面，企业要证明自己有实力进入美国市场，另一方面，企业要了解当地产业结构，不可留下过于炫耀的印象。我国中石油一度想要收购美国企业，其资金比竞争企业多出十几亿，但最终依旧落败，这正是由于美国社会更看重尊严，在金钱与尊严面前，他们会选择尊严，会更看重企业所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

实际上，在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和扁平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遭遇挫折，对所投资市场的政治及法律环境缺乏全面的了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涉及到缺乏对并购的风险评估，跨文化的经营和管理经验，最根本的是匮乏具有全球视野和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级人才。为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全球运营水平，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开设全球运营与管理高层管理人员研究生文凭课程，旨在培养深谙国内外市场和全球运营的高效管理者，帮助中国企业实现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水平的快速提升，进而在海内外市场物色最佳投资机会，破解兼并收购和管理重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陷阱，为中国打造国际一流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提供战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