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 博士

Dr. Richard Ji

全明星投资基金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

哈佛大学博士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MBA

2023年香港大学全国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评委

1地利--成功的钥匙

地利是商业成就的必要条件，地理要素决定了事业的半径与天花板。

阿里巴巴在杭州、腾讯在深圳、携程在上海、央视在北京，均有其地理的必然性 -- 因为这些城市与企业的核心业务高度匹配，分别是商业、创新、服务和政治资源的制高点。

历史上的著名商帮，譬如晋商、徽商和广州十三行，其崛起和辉煌都离不开地利这一必要条件 -- "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以及执掌怡和洋行的中国前首富伍秉鉴，他们将地理优势和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巧妙结合，充分利用价格、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进行信用套利；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旦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比如允许多口通商，或重组钱庄、盐引行业)，其比较优势会迅速陨落。

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可以选择地方 -- 如果你能生活在13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或19世纪的伦敦，你会很幸运；相较于其它地方，这些城市既是交通枢纽，又是贸易中心、文化中心，你能享受到的不仅有各国产品、还有丰富的商机和多样性的文化。全球市场有网络效应，买家、卖家互相吸引，如同滚雪球，而货币、语言和文化也同样有网络效应，造成赢家多吃，会进一步巩固这些商业中心的领袖地位，使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难以被超越、更难被取代。在这些地区寻求生意机会，相对容易；而离开这些地方另谋商业发展，则难度要大得多。

一个地方，一旦具有独特的资源，就能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 中东的石油、巴黎的奢侈品、美国的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海南的旅游、澳门的赌彩和香港的金融业，均已成为地方品牌、地缘特色。人们的事业如能结合本地优势，就可能产生放大效应，事半而功倍。譬如，想从事风险投资，应该去硅谷，而想要拍电影，该去好莱坞；如果一定要反其道行之，则有可能既在硅谷拍不成电影，又在好莱坞做不好投资。

地理要素决定了事业的半径和天花板 -- 东南亚、非洲的经济分别是中国的20%，而拉丁美洲经济则约是中国的四分之一；那里人口结构年轻化，消费市场有很多增长空间，但想在那里创造出阿里巴巴或腾讯级别的超级独角兽，恐怕是天方夜谭，因为其经济体量(一定程度上也是地理限制)决定了创业的天花板，这也是不少"出海"创业、投资的朋友无法获得理想结果的重要原因。

据我们估算，过去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约七成来自一个国家 -- 美国；不夸张地说，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占了全球约30%的贸易顺差，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贸易逆差，在世界贸易里，中美是一对难以割舍的伙伴。中、美又是全球增长的两个火车头 -- 两国占了全球经济近40%，并在过去10年里贡献了世界近一半的增长、以及超过七成的科技独角兽；不幸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已开启了冲突模式，无论结果如何，一定会冲击全球经济和政治生态；我们如何做好地理的选择，来对冲这一"灰犀牛"的风险? 相信在很长时间里，这都会是我们人生规划的重要考量。

在中国的版图上，东西移动相对容易 -- 在同一个纬度，气候相似；而南北移动，因为要经历不同纬度，气候差异很大，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从东北搬迁到海南岛。历史上，大运河整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在隋之民不胜其苦，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使中国的人流、物流从原来依托黄河、长江而进行的东西移动，变成了依托京杭大运河的南北移动。到了近代，从西向东移动，代表内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迁徙，从封闭转向开放；而从北向南移动，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比如大量原东北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迁徙到了海南岛从事服务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无论东西、还是南北，每一次迁移，不仅会带来新的天然环境、不同的人文氛围，甚至会重启你的人生轨迹。

地理环境蕴含着需求，也代表着事业发展的方向 -- 如果仅看中国前十大城市，其GDP总额占全球第八，总人口为全球第五，这本身已是一个足够大的中高端市场，有足够的空间在某些垂直领域里创造出超级独角兽。此外，国际上把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称为"超级城市"-- 美国仅有三个"超级城市"，而中国却有超过180多个! 每个"超级城市"都是一个人口中心(population center)，都有衣食住行、吃喝快乐的巨大需求，都是创业和投资的潜在机会。

地理会催化人生的转型，有时看似恶劣的环境，却可能是"化妆的祝福" -- 譬如王阳明得道的龙场、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流放苏东坡的黄州(现湖北黄冈)，当时自然环境都相当艰苦，但却帮助规避了外界风险，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小环境，为事业飞跃争取到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因而成就了一代豪杰和大师。

选择一个地方发展，要适合你的特长、热爱、脾气、秉性、和人生目标，最合适的环境，往往能让人生活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如同好的爱情，不需互相迁就、也不必彼此改变，但却能天长地久。如果你的生活理念和所处环境相匹配，每一天都会是享受；如果两者不匹配，那每一天都会有冲突和挣扎。譬如，奥马哈是股神巴菲特居住的四线小城，远离资本市场的噪音和浮华世界的攀比，使巴菲特规避了媒体的关注和无效的社交，生活稳定度极高、变化极小，非常适合长线价值投资；而纽约华尔街因为信息快捷、网络发达，比较适宜银行和券商业务，美国大投行的总部和大量以短期套利为主的对冲基金都在那里；硅谷则是风险投资的中心 -- 去年市场高峰时，在硅谷不到15英里的半径里，其拥有的科技公司总市值居然超过了八万亿美金，令人叹为观止。正如不同场地，适合不同运动，如果让巴菲特搬到硅谷、或硅谷的风险投资家迁移到奥马哈，就如同让顶级的高尔夫选手和网球冠军互换场地，对各自的专长是个错配，对他们的事业也适得其反。

2地利--幸福之锚

不夸张的说，无论是资源丰富的大都市，还是温馨舒适的小城之春，地理的选择，既塑造你的生活方式，也会成就你的幸福感。

在中国更换地理位置，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相当高，包括户口、组织关系和人情网络，需要大量精力重新替换；并且加上中国的地方文化、方言乃至饮食相差极大，需不断调整才能适应，正如《晏子使楚》里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中国人多，竞争相对稀少的资源，就会形成"内卷"，而中国的资源多向大都市倾斜 -- 譬如全国名列前茅的985高校有39所，211高校有115所。按照2022年985大学的录取率，除了北京(7%)、上海(6.9%)、和天津(6.1%)三大直辖市的录取率超过5%，全国平均录取率仅2.1%，有98%的学生会被淘汰；2022年，北京211大学录取率高达14.0%，全国第一，上海为第二(13.6%)，而全国考生的录取比例仅5%，广东尽管经济体量全国领先，但其录取率却在全国垫底，仅有2.7%! 另一方面，医疗资源的差距也相当明显 --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占全国5.9%，而三甲医院数量却占了全国的15.6%；相比之下，河南、河北作为大省(占全国人口的12.2%)，但其拥有的三甲医院仅为全国的7.2%，如果按每百万人拥有三甲医院的密度来比较，四大一线城市是其4~5倍! 这些优越的医疗和教育设施，会帮助大都市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优质人才落户(比如每三个上海的常住人口中，有一个来自于外地)，带来更多高端企业的入驻，因而促进了本地的消费、投资和财政收入，从而使当地有更多资源来投资医疗、教育等设施 -- 环环相扣，形成正向的飞轮(flying wheel)效应。

要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兴旺，人才的净流入往往是个领先指标-- 维也纳成为古典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斯特劳斯父子、和肖邦如璀璨群星一样点缀过那里，维也纳爱乐在金色大厅举办的新年音乐会，成为每年全球音乐界的华丽亮点；现代绘画(譬如印象派)诞生在巴黎，吸引了毕加索、莫奈、高更、夏加尔和马蒂斯等一大批先锋艺术家(avant-garde)，中国的现代大师们 -- 如徐悲鸿、林凤眠、吴冠中、常玉和赵无极，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融汇中西，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而佛罗伦萨孕育了文艺复兴，"三巨头"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等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杰作，催化了文艺复兴，改变了欧洲、甚至世界的轨迹。地利凝聚人和，而人往高处走，人才辈出是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指标。

除了人才以外，资金流向是甄别地利的另一个显性标识 -- 资本先生仿佛是个非常情绪化的男士，风险厌恶度极高，而且是被宠惯的，谁对他好、他就投入谁的怀抱。据我们估算，过去20年里，中国的资本市场扩容了惊人的30倍! 而香港成为了吸引国际资本的主要通道，常年有约七成的国际资本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之前常被问到，如何能让国内城市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吸引力? 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 -- 1) 假如当地居民能够自由兑换外币；2) 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到约15%；3) 私人一旦购买房产，不再只有70年使用权、而是永久拥有；4) 把当地护照出国免签的国家从目前的70多个提升到170个，让国际交流通行无阻。这样的城市会不会让大家更趋之若鹜？沉思之余发现，中国已经有这样一个城市 -- 它的名字叫香港。

历来的地理选择，常不外乎两点，一是为了趋利，二是为了避害 --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即使离乡背井、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找寻新的机会、逆天改命。与之对照，三次著名的"衣冠南渡"，是因为动乱而引发大规模的人口(尤其是士族和读书人)的南迁，包括1) 西晋末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在王导、王敦兄弟的扶持下，于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2) 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迁，建立南唐；和3) 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立南宋。近代历史上，香港出现过三次移民潮，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风险规避；二战时，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可见，在动荡的大环境里，时代的一粒灰尘会成为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一座大山，而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居处，需要付出何其艰难的代价!

地利的形成，除了自然条件外，极大程度上还与人文及制度有关 -- 譬如上海所以被称为魔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它吸收了多国的文化元素，融合成了其独特的鸡尾酒文化。在全球所有城市里，上海地铁里程世界第一，摩天大楼数量第一，口岸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咖啡店的数量也是第一；当年的法租界，现在成了知名的网红区，而以外滩为核心的英租界，是汇丰和AIG(友邦保险的前母公司)等知名国际领袖的发祥地，与陆家嘴交相辉映，成就了中国的金融中心，形成了"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参见作者的前作，"我和我的家乡")。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深圳，因为政策优势，它从一个渔村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特区，在1980年特区刚成立时，其GDP仅为2.7亿元、人口仅30多万，而到去年底的短短42年里，其经济体量增加了惊人的近一万两千倍! 当我们惊叹于"春天的故事"的同时，应该认识到，深圳崛起的核心不在于地理优势、而在于制度优势 -- 尊重市场、尊重创新、尊重规则，把人们的创造力和致富热情充分激发出来，从而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应如何看待地理的选择? 有几个观察可以分享：

第一，地点的选择要帮助对冲 -- 目前的大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经济前景、还是国际冲突)，所以要尽量选择和营造平稳安定的小环境，把风险最小化、稳定性最大化，才可以让小环境的相对安定来对冲大环境的波动；如果小环境也同样动荡，那不是对冲，而是共振，会造成内外双重的冲击。

第二，Peter Thiel在其著作《从0到1》中指出，从0到1，需要创新，而从1到100，则需要全球化。科技的进步 -- 无论是第2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便利、还是第3次工业革命促进的通讯的发达，曾使地域差距逐步缩小；但目前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使地域差距再次被放大，既然天时最难把握、人和其次，就一定要牢牢把握好地利这唯一有相对确定性的选项。

第三，地域选择非常个性化，每个人均有不同标准，如同穿鞋，旁人可以评价鞋子是否漂亮，但穿在脚上是否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因此内心的舒适度和幸福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根据80/20定律，如果80%的幸福感是由内心营造的话，环境会贡献余下的20% -- 对多数人而言，大到选择常住的国家、城市，小到栖息的社区和周边环境，都会成为你记忆的一部分，无论美好、无论纠结；能改变的是你生活的小环境，不会改变的是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梦想和信念还在，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