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很高兴在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2023年港大日和大家探讨“变”的话题。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巨变”，习主席说：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关于准确识变，今天讲堂的其他嘉宾的分享一定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们都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而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当前世界巨变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50年前，中美关系发生了一个深刻变化，这个变化缓和了海峡两岸关系，带来了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希望；也是这个变化催生了“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相信，国家的统一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从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取代了“解放台湾”的说法。

为什么50年前会出现中美关系的变化呢？这和当时整个世界的格局，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有关。回过头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中美双方都有很好的理由，把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暂时放下。

从美国方面来说，不等于美国接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个体系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但随着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很多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富裕起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便会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会促成政治上的变化。在他们眼中，实现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就是西方国家的路、美国的路，所以中国一心要发展现代化，就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乐意看到中国和平崛起，乐意看到中国建设现代化。

另一方面，中国经历过“文革”的冲击后，在上世纪80年代决定要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我国通过的宪法还规定国家的任务是要进行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还排第一。但四年后的1982年中国宪法已经放弃了这一说法，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时“文革”结束，我国百废待兴，走什么路？这条路怎么走下去？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说法，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

刚才刘教授在分享中提到，最近中央对经济的要求是“先立后破”，但改革开放初期不能这样，因为当时大家都讲不清楚要“立”什么，首先要把过去的一套丢掉，“先破”。邓小平先生提出：先不要争论这些政策、措施姓“资”还是姓“社”，凡是有利于发展经济，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国家领导人把意识形态争论暂时放下来，因为当时争论下去也没法取得一致的结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实行市场经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可循。就是这样，为求改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走上了一条务实(pragmatic)的道路，放下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为香港独特地位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香港一直都处于东西两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当中。在我成长的年代，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是冷战时代，每天都听到两个对立陣营之间的骂战。当香港要回归时，我们听说要实行“一国两制”，作为年轻人也想不通：不是说社会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吗？为什么香港回归以后不是实行最好的制度呢？为什么还要保留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呢？但中国经过“文革”的折腾，经过几年的研究，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我的理解就是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先放下来。

现在我们又看到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接下来可以听到其他几位专家关于这一变化的分享。从我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突然间大家好像又重视意识形态了？中国和平崛起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几十年，从几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没有走美国的路。现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走现代化的道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以，过去美国、西方世界幻想着中国富起来就会跟随他们的步伐，结果没有实现。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有强调意识形态的必要。几十年前，邓小平先生说我们先把这些争论放下，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非常富裕，世界排名很高，集中了大量财富，这对于一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便提出了新问题。中国要搞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怎么走下去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中国当代的领导人强调，巩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国家发展非常重要，对实现国家现代化非常重要。要巩固共产党的领导，首先就要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就要讲党的初心。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怎么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现在也放到了中国政府面前。

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对香港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基本上不讲意识形态，我们的特殊地位、特殊优势发挥得非常好。现在，一方面，国家领导人指出，我们要保持香港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条件下，我们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怎样保留下来？这正是我们现在须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谢谢大家！

（本文为曾钰成先生在2023年港大日“新年展望论坛：巨变下的开放与复苏”中演讲全文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