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在外资撤离香港、港股近三成股票零成交等因素影响下，网络上开始出现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论调，再辅以2023年11月29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若美国总统确认香港经贸办不符合在美国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香港经贸办将需要关闭），此一论调，一时间甚嚣尘上。

平心而论，要弄清这一论断是否过于鲁莽，先要弄明白，香港，如何能成为今日之香港。

故事或许要从1949年说起，当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深圳所在的宝安县，17日，4万解放军部队继续向南推进，距解放香港仅有一步之遥。与此同时，当年驻守香港的英军部队不过万余人，根本无法抗衡当时势如破竹的解放军。但为什么解放军在离罗湖还有40公里的樟木头地区停住了？

记者想，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在今日同样适用，一个不向中央交税的香港，应该成为一个“类”内地城市吗？它真正的定位，是什么？在今日，它又该如何自处？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HKU ICB）创始院长刘宁荣在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举办的“港大ICB新年展望论坛：巨变下的开放与复苏”上，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他告诉记者，尽管“遗址”论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了整个香港金融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他认为其一，是疫情导致海外金融界人士离开了香港；其二则在于目前情况下，大家对于在香港投资的担忧；第三点毫无疑议跟美国对中国政策有关，在香港金融市场超过半数上市企业都是中资企业的前提下，当中资企业一方面受经济疲软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夹击，导致包括像桥水这样，曾对中国充满信心的资金，都要从中国撤离。

所以当讲到未来香港如何发展之议题时，他提到了三个阶段，与三大关键词。刘宁荣认为，从香港与内地的交往这一角度来看，经过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香港靠信息获胜，当年在中国内地最需要外汇，但是当时内地根本不了解外部市场的需求，不了解欧洲，也不了解美国，彼时的香港人充分利用了信息优势，到内地去进口物品，转口贸易去海外，甚至直接到中国内地投资建厂，生产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最受欢迎的产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香港在第一阶段取得良好发展。

第二阶段是1994年开始的，彼时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此阶段中国内地需要什么？是资本。内地透过香港市场，获取了全球各地的资本，与此同时，香港与此相关的专业服务业获得极大繁荣。

时至今日，刘宁荣认为，已进入第三阶段，就是内地一直在强调的：创新阶段。在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美国要跟中国脱钩，跟中国产生科技上的冷战，在这种科技冷战之下，香港如果能够确保它的特殊地位，那么香港仍然能够吸引到全球人才在这里进行源头创新，这对中国内地而言，仍有巨大意义。

事实上，将此三视角放在一起，刘宁荣认为，这三个关键词（信息，资本，科技）对香港未来发展仍会起到的关键作用。

首先是信息，时至今日，内地仍无法获得全球的信息，例如，刘宁荣提到，中国内地企业在Chat GPT的发展上，仍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点是资本，刘宁荣指，中国内地资本还是受到种种限制，在香港则没有这个问题，“香港可以跟全世界的金融机构联通，今天不管你是取出50万还是100万，只要账户里有钱，香港银行不会拒绝。”

第三点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在创新领域里，刘宁荣希望香港扮演一个所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我强调，第一，香港现在必须成为一座桥，且不是一座平的桥，而是‘拱桥’，桥中央必须突出，且能够链接内地及海外，而且在链接时就要看到内地的需求与海外的需求。其次，香港这座桥要变宽，交流的领域不能受到太多限制。”

而今时今日，刘宁荣认为香港在建立“高等教育枢纽”，“大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在内地人这么有钱，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不需要到台湾或中东的迪拜去进行医疗旅游，在香港北部区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医疗中心，那么可以吸引多少内地的有钱人来？”

刘宁荣认为，可以将北部区变成香港特别行政区里的特区，“如果我们可以吸引全球各地人才到北部都会区内的大学读书，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不会影响到港人升学；建立医疗中心同理，你可以请到全球的医疗专家，但是这些医疗专家不需要到香港（落地）的，这个医疗中心，也不会影响香港医疗界目前的利益。”

对于“外资撤离”，刘宁荣则指，“《国安法》很重要，但如果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的话，如果把它当作一把剑，是否可以挂在那里，挂高一点？”

“其实我今天也分享过，香港既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与内地其他城市不一样，那就要发挥它的‘超国际’功能。”刘宁荣认为，“超国际”功能，即是让美国人、让欧洲人在这里赚到钱，“他们赚到钱了，自然就会生下根来了。”

刘宁荣指，过去三年，香港很多金融界专家，尤其是海外的专家撤到新加坡，但很多新加坡的专家撤去了杜拜，或许在疫情之下，这些专家们向往最自由的地方，但是今天疫情管控已经结束了，事情就回到原点，即哪里能够给国际投资者投资的机会、投机的机会，他们就会去往何方。“所以一定要让美国人的腿，让欧洲人的腿，让英国人腿深深扎在香港。”

或许，本文以港大教授陈志武早在2003年的一篇《信息自由与香港的经济未来》中提到的观点作为结语，再合适不过：香港最重要的是“制度资本”，香港的制度以法治、新闻自由和经济自由不干预为中心，特别新闻自由一直是其政治、法律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核心。这些无形的制度和传统是香港最好的资产，也是特区繁荣的最大希望。

刘宁荣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HKU ICB）创始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