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早前《人民日报》发表与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对谈，标题是〈国家愈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谈到基础研究、教育和人才培养。随后中央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这绝非偶然。

深圳改革总是为中国的开放掀开序幕。中美已进入前所未有的竞争态势；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自身改革与开放。香港是否能够同以往一样，在中国开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深圳的改革会否「倒逼」香港，加快北都发展，实现「北创科、南金融」发展布局？在「双城记」良性竞争中，香港如何保持自身优势？超越自己、持续创新，不可或缺。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转折点的重要「见证者」。深圳特区成立是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开启中国融入世界发展的新元年，深圳的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写照。1992年邓小平南巡，摆脱中国被制裁的不利局面，搭上「后冷战」超级全球化列车。其后于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第二次开放，奠定了今日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需要第三次开放；深圳的深化改革希望是中国第三次开放之前奏。与第一和第二次开放时中国面对的世界截然不同，中国第三次开放已没有以往有利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必须发内功，透过自身改革，于世界大变局里保持发展态势。2020年我预测世界进入「一球两制」时代，中美经济脱钩与科技冷战难以避免。中国必须谨防他人从外部将中国的大门关上；要把中国开放的大门打得愈大愈好。

中国内地第一次开放选择深圳为经济特区，香港是最大因素。当年深圳特区初创，连吃饭都是问题，港人在罗湖开办了卖叉烧饭的餐馆，帮助解决吃饭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港商率先进入内地投资，打破西方制裁。中国第三次开放，深圳经济产值早已超越香港，深港「双城记」中的香港角色已今非昔比，但香港在中国第三次开放里依旧有不可替代作用。

与中国第一和第二次开放的情形不同，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是此次深圳深化改革重心。中央给予深圳明确方向：推进经济改革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改革的协同效应，打造深圳为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批高水平高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成功与国家开放息息相关。香港在中国改革与开放进程里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这一重要角色历经3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香港作为信息枢纽，为内地提供贸易和市场信息，香港企业家首先北上深圳和东莞办企业。香港成为国际贸易枢纽，离不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

第二阶段：香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资本枢纽。1993年青岛啤酒成为首家在港上市的内地公司；至2023年，港交所上市的内地公司已达1400多家，占市值逾77%。香港成为中国企业获取全球资本的通道，宁德时代早前在港上市，于国际金融市场筹集海外扩张所需资本，是近年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招股。

第三阶段：香港必须成为创新枢纽，于教育和科技创新上发挥关键作用，在国家的新战略发展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发起对华科技冷战，在高科技领域实施管制，限制中国发展尖端技术的能力。拜登政府上台后层层加码，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管制从个别企业转向全面封杀，禁止对华出口芯片。2018年迄今，近千家中企被列入美国政府实体列表，在取得美国技术上受到种种限制。

中美的较量是创新实力大比拼。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先进计算、5G/6G技术、清洁能源与绿色科技、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航空航天与深海探测、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等领域，是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中美投入大量资源争夺技术领先地位。但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言，科技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孤独的，需要长期主义。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能否提供基础研究和持续创新所需的生态，极为重要。

这就是为何香港在中国第三次开放里依旧保有优势。刚出炉的「Research.com」2025年度全球学者排名，香港获得骄人成绩。港大共有5名教授排亚洲第一；包括港大在内的5所大学，共有6人排名全国第一，反映香港打造强大创新生态系统的潜力。

但仔细看此项排名，26个学科中，有些学科前100名的学者约三分之二来自美国，突显美国的强大科研能力。过去20多年中国大幅提高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自2016年起，中国每年发表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也快速增长，但美国依旧遥遥领先，近40%的高被引论文来自美国学者。

新时期的「双城记」，最重要是在变局中超越自己，才能超越他人。深圳深化开放与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支持深圳建好和用好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香港如何依靠自己科研实力与连结全球的优势，建设国际创新实验室，为全球科学家提供源头创新不可缺的基础研究，走在深圳前面尤为重要。这是摆在香港面前的巨大挑战，也是机遇。香港需创造优势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以港大为例，过去几年已吸引上百名来自全球、主要是北美的尖端人才；其他高校也致力从欧美等国招募人才。

香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具优势，基础研究有坚实基础。香港有5所大学跻身QS大学排名全球100位内，港大排名连续多年快速跃进，已近世界十强的门坎。香港如何以有限资金重点支持两三家高校打入世界前10，不仅可以吸引全球顶尖学者，而且可招收来自全球的优秀学子。刚成立的大湾区大学将自己定位为「亚洲MIT（麻省理工学院）」，香港更应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并提供足够资源。香港自回归之日起，就希望将这座国际大都市打造成教育枢纽；尽管非本地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为香港吸引到不少顶尖学子，但离真正的国际化还有距离。

「特朗普时刻」给香港发展国际教育枢纽提供了天赐良机。特朗普决意改变受「白左」、「觉醒文化」冲击的美国高校，对哈佛大学「开刀」是杀鸡儆猴，已发生寒蝉效应，对国际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产生负面影响。特朗普甚至拿中国留学生作为胁迫中国在关税上让步的筹码，目前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已从2019/20学年高峰的37万人，减至2023/24学年不到28万人。

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前，美国众议院复活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国行动计划」。不久前，我的母校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华裔教授王晓峰，遭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突击搜查，并被大学开除。香港应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条件，吸引和招聘这些顶尖学者。

深圳深化改革的蓝图，也特别提及前海与河套发展，以发挥两地作为改革开放创新平台的作用。河套作为深港科创枢纽，牵动香港北都发展。深圳进一步开放与改革是在「倒逼」香港，香港必须加快北都发展步伐，让北都成为香港创新中心。

特别是北都大学教育城，如何打造成为国际领先的教育和科研枢纽，重点在于能否吸引卓越人才，成为香港高等教育创新引擎，推动创新科技产业发展。若只是办几个课程、引进几所大学，类似内地的大学城，毫无意义。香港北都需打造「政产学研企投」的创新生态，充分利用香港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金融科技等领域的领先科研实力，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科研、产业、人才等方面深度合作，互补优势。

本港产业和工业布局欠理想，惟并非科研转化和创新的阻碍。近年中国大陆在生物技术领域突飞猛进，2024年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处于临床前研究至商业化阶段的在研药物项目，于全球市场份额已达约27%，中国创新药被美国企业大规模买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张力和方文峰教授研发的、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新药物抗体偶联药物（ADC），实现了「靶向化疗」，研究成果两度荣登《自然》杂志，并受邀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发表演讲，成为「癌症化疗2.0」的前沿新药。北部都会需聚焦可以依托香港优势、避免弱势的领域，生物医疗就是其一例子。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具健全法律体系、便捷融资环境和开放市场，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金融、技术、数据等要素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深圳培育发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也是此次深化改革的目标。这意味金融需推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尽管中国大陆已迈进制造强国的门坎，却是金融弱国。于中美未来长期竞争共存的背景下，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地位是中国任何一座城市无法替代，本港金融创新至关重要。香港之繁荣与它的开放度息息相关，其中包括信息、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

每一次历史的大变局，都离不开「开放」两字。香港的成功，离不开开放。香港必须在中国第三次开放里扮演更加重要角色，而这离不开「创新」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