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

新年展望论坛 邱震海博士主题分享

前面刘教授和谭先生讲了特朗普2.0时代即将来临，同时我们现在遇到很多变量，也有一些生存的困惑，我和两位的观点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朗普2.0时代显然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这几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经常说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无奈之下的借口，当我们明知明天就要垮台了，今天还是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另一种是真的有所而为，你想清楚了，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世界上总有一种原理叫First principles第一性原理。马斯克之所以这么“伟大”，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世界最深层的底层架构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说只有钻到世界的最深处，你才能够站到世界的最高处去预判未来，一定要明确最底层的逻辑，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才有意义，否则像第一种情况那样把事情做好，就是一种逃遁。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特朗普时代到底是危还是机，从策略层面、战略层面，大家都可以有很多思考，而且这几天无论是中国将派一个高级代表团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还是前几天中国国防部在举办新春音乐会时播放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歌曲。国防部发言人被外国记者问到为什么播放美国的乐曲，他说我们希望中美两军在未来能够更好的互动。那为什么早点不放，显然在这个时候是好的，策略层面上我们都是欢迎的。

正如我这几天在视频中所说的那样，在战略上、理论上我们要放弃幻想，但是战略上放弃幻想不等于策略上马上要展开战斗。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放弃幻想，准备战斗，那是两回事。战略上放弃幻想是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要是中美之间深层的结构问题不改变，中美关系可能好不到哪去，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在策略上要马上展开战斗。相反，在策略上要抓住每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在即将来临的特朗普时代，如果我们在危中有机，策略上有所缓和，我认为第一个是值得欢迎的，第二个我们也不用过于看重，因为他充其量只是停留在策略上，只要中美关系结构性的问题不改变，其实好不到哪里去。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大家会说政治体制、价值观，这当然是一个方面，也有人说这是软实力，中美的软实力渐行渐远，硬实力越来越近。刚才刘教授谈的我也很同意，其实中美这几年的硬实力并没有逐步接近，如果说前几年有所接近，这几年反而差距有所拉大。这种情况下就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思考一下，中国到底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过去40年很多人说我们这代人成长起来很美好，因为全球一体，世界大同，中美一体。现在中美要脱钩、要分家，但是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就像人一样，你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一个学生毕业以后未来30年走什么样的路，当然不一定能想清楚，但是如果在一开始，或者在走的过程当中遵循应该有的价值观，遵循应该有的逻辑，然后不断的调整和修正，大概你这一生无论是职业还是人生道路、事业道路都不会走的太迷茫。但如果你是走一步看一步，只是盲目的跟在时代的潮流后面，不说引领，连中间清醒的思考都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本身不是坏事，比如现在机会主义时代马上又要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跟特朗普做一点机会主义的交易不是坏事。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话，再加上情绪，恐怕你这一生都会过得很窝囊，人如此，事业、企业如此，国家同样是如此。

所以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问题。

第一个，特朗普时代折射世界生存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会回来，为什么特朗普会两次回来，2016年回来其实已经是一个必然，没想到八年以后特朗普重新回归，这一次还与马斯克紧密合作，商业集权和科技精英高度吻合，就像2014年马云所说：“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马斯克和特朗普现在就在宣称，传统的建设不改变，我们就改变你们。1月10日马斯克和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在美国举行了一次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不知道大家是否在马斯克的X上看到，对话值得一听，很有意思。

第一，特朗普们、马斯克们之所以会回来，主要是两百年的挑战。大家想想两百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诞生，就是因为当时英国的科技革命，1760到1780年代，英国的科技革命经四五十年的传导，首先科技传导到经济，经济肯定变成工业化，工业化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每当没有科技革命没有的时候，世界往往比较太平，科技革命来临的时候，一方面具有建设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且破坏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于我们称之为Growing inequality，中文是增长的贫富不均，对内贫富不均增长，对外就是贸易冲突，International trade imbalance，即以国际贸易失衡为代表的各种冲突，然后慢慢一圈一圈的走向外面。

但问题是，与此同时我们还遇到一个400年的挑战，特朗普要收购格陵兰岛，特朗普要吞并加拿大，听上去匪夷所思，刚才几位教授都讲了，跟普京好像异曲同工之招。你说要特朗普尊重人类主权，特朗普就笑了，为什么？在世界发生根本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说的Global governance，就是全球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

为什么是400年，1618年到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结束以后诞生了人类第一个国际秩序叫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他的基础就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是人类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期已经出现了主权重要还是人权重要的争论，结果美国人说人权重要，主权不重要，于是轰炸了科索沃。现在美国这批建制派，也许价值观都是对的，但是治理能力很差，于是就出现了像特朗普们、马斯克们这样的人——价值观可能一塌糊涂，但是能力特别强，现在这批人叫“危险的能干者”，你去听听马斯克和魏德尔的访谈，细思极恐，魏德尔已经开始为希特勒翻案了。当然希特勒也是一个能干的危险者，100年之前的这个时候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奋斗》，然后1933年就上任了。某种程度上大家回想十年前马云说的话，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当然马云在中国不可能改变银行，但是在美国特朗普和马斯克们真的可以改变那些建制派完不成的事情。

这是国际，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早年毛主席时代的“站起来”，到后来的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现在到了“强起来”的时代，改革开放有没有结束？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下一步到底是什么？过去40年中国改革改什么？对内改革，改掉那些无法使国计民生国富民强的体制；对外开放，向有钱的、有技术的、有文明的、有法治的国家开放，首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然这一步现在已经很困难了，由于中国的硬实力上升，由于中美的软实力渐行渐远，所以中美两国渐行渐远，要脱钩。中国自己又何尝不想跟美国脱钩，如果我们硬实力够强的话，我们也想跟美国脱钩，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所以这种Positioning定位要非常清楚，下一步到底如何做？对外战略到底跟谁合作，如何相处？首先从策略上的问题，过去40年中国怎么发展起来的，邓小平主席不读书、不看报，但是他很有智慧，他说凡是跟美国在一起的人都富了，凡是跟美国不在一起的国家都穷了，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现在很多的企业家说要跟美国打，要跟美国脱钩，但是你去想想你愿意把资产放在哪儿，你愿意把你的子女放到哪儿，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资本在离开，无非是一个信心问题。我经常跟我们的会员说，那你把你的钱放到德黑兰银行去，放到莫斯科银行去，你把你的子女送到莫斯科大学，送到大马士革大学，大家都笑了。为什么笑？莫斯科大学高等数学很好，德黑兰、叙利亚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为什么不去呢？资本是追着什么去的？资本不但是追着利而去，我们经常说资本逐利，而且资本是跟文明绑在一起的。资本既要追求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同时要追求一个安全的营商环境。好的营商环境来自于健康的市场经济，安全的营商环境来自于一个好的法治环境，而法治环境一定是和文明在一起的。

非常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全世界，只要马斯克还不能把我们送上月球的话，我们只能在地球上相处，而地球上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目前还只能是在西方国家有。当然西方国家一体两面，他有老师的一面也有强盗的一面。中国过去150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对中国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150年之前英国人把香港夺走的时候他是强盗，150年以后他把一颗东方明珠还给我们的时候，难道不是中国的老师吗，要不然邓小平主席为什么要实行一国两制。

所以中国发展其实是需要超越的，不能只是局限在我们要致富，过去4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Tactical，也是策略性的。因为我们要致富，所以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我们有没有想到，到底要跟西方在一起干什么，于是今天跟西方产生冲突了，也是Tactical，也是策略性的。因为他是强盗，所以我们要跟他斗争。

过去由于盲目的把西方当老师，罔顾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有利益冲突，罔顾了利益冲突的一面，更罔顾了他老师当中也有强盗的一面。西方人没有进化完善，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住的愉景湾，每个礼拜五晚上足球比赛开始的时候，那些英国人，那些Radical大吼大叫的时候，你阻止不了，如果你试图阻止他，他就会和你发生冲突，他有强盗的一面，但他酒醒了，他是一个英国绅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因为西方是老师忽略了他强盗的一面，今天我们也不能因为有矛盾，认为他是“强盗”，忽略了全人类过去三千年的法治和文明，保证良好营商环境的市场经济和保证财富安全的法治和文明依然还在西方。

下一步就是中国到底如何跟谁相处。中国的现代化到底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是人类的现代化？不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现在提出的，中国现代化150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命题了。我相信很多人都说中国现代化当然是中国的现代化，首先中国要富起来，我们要强起来。其实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人类的现代化，谁说普世价值就一定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一定是有西方的一面，有东方的一面。什么时候中国人不自信到这个程度，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难道东方就没有，东方的价值就不是全世界价值的一部分吗？所以这就是超越。

150年之前，我们的先辈不可能有这个格局，40年之前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个格局，10年前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个格局，因为我们和西方还没有产生矛盾。现在如果我们的格局依然还只是跟西方斗的话，我们的格局真的太低了。

我们到底是追赶西方还是与西方对抗？两个都不对，早年是追赶西方、学习西方，变成西方的一部分，俄罗斯就是教训；现在与西方对抗，也许北朝鲜、伊朗就是教训。所以中国到底应该什么样的，西方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最后涉及到了思想史。

我必须说刚才我谈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从商业、历史、科技、政治层面出发，而是涉及到我们民族的思想史，而我很遗憾的说思想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天生缺陷。我们去看一下1500年以后中国诞生过多少思想家，而西方在这段时间里诞生了多少思想家。我们有一个学院叫未来学院，当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以后，我自己都细思极恐，惊出一身冷汗，我们1500年以后没有诞生过思想家。19世纪的西方，如果马克思也是一个思想家的话，中国很多人把严复也称为思想家，严复只是一个翻译家。我们这些人是思想家吗？我们过去40年只是学西方，我们是思想家吗？

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群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一个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在我们这代人的历程当中思想史依然是一个天生的缺陷，那不要说商业了，我们的科技原创，我们国家制度的治理，以及我们跟世界相处的关系，我们还只是停留在我们要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的现代化。

最后说到策略性的拐点：

第一，今年经济显然目前出现拐点。从去年9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然后股市等等，这些都是策略性的。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第二天股市大跌，所以不是说的。

经济的切入点，我们希望就跟外交的切入点一样，从Tactical，从策略层面是好的，机会主义也是好的，我们现在欢迎机会主义，就像我们要跟特朗普打交道的机会主义一样。但不能光停留在机会主义，我们希望用无数个小的策略的进步和拐点去促进一个一个小的战略的进步和拐点。但是背后必须有思想史的支撑，必须有定位的支撑，知道我们的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办。

第二个是社会的切入点。什么时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再对外移民了，我们不再盲目的想我们的财产到底往美国走还是欧洲走。其实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就缓和了，当然硬实力不可能完全缓和，但相当部分有接近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跟西方冲突，一方面大量的精英人士在移民，就像19世纪末德国崛起的时候，大量的德国移民前往美国，今天美国人的很多名字，特朗普是德国姓氏，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姓氏，例如基辛格，基辛格是第二波移民，基辛格是1938年为躲避纳粹而移民美国。但大部分的，像特朗普还有艾森豪威尔他们的祖先都是19世纪末在德国崛起的时候向外移民的，这个就很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