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中国出乎预料。在全球的瞩目和期盼下，打开国门的中国没有出现强劲的经济反弹。

中国经济的增长突破5%，但绝大部分民众却无法切身感受到实质的变化，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不仅没有出现，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更是让投资者止步不前。

即便经济低迷，中国还是贡献了世界经济四分之一的增长。但曾经极为看好中国的华尔街也不再视中国为投资热土，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25年里首次呈负增长。

曾几何时，中国节节上升的经济实力似乎无法阻挡，甚至被西方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转眼之间，极端的看法又担心放缓的中国经济可能走向长期的停滞，影响世界稳定。

中国的危机由房地产暴雷并波及到金融体系，是美国2008年债务危机的翻版，是全球债务危机在20世纪头十年从美国向欧洲蔓延之后，在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全球债务危机是全球经济的定时炸弹，中国是步美国后尘，快速地走出危机且经济大幅反弹，还是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停滞与衰退？

这是全球极为关注的话题。中国在2024年能否走出全球忧虑的“疑点”，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取决于是否有勇气重新启动被滞后的深水区改革，取决于如何与外部世界重新联接，更取决于我们能否还富于民，将权力关在笼子里，聚焦经济发展，说实话，做实事！

中国在2023年经济的增长与民众感受之间的落差为何如此之大？中国在2023年的GDP增长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过去三十年的增长相比明显偏低。从1991年到2011年的20年里，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是10.5%， 而到2021年的10年里的平均增长也达到6.7%。换句话说，不是中国经济没有增长，而是增长的幅度不如以往，民众无法切身感受到增长带来的实际效果。

房地产纷纷暴雷，普通民众高达7成的个人资产放在地产，荷包顿时变小。普罗百姓投资无门，不少人还将存款放进了曾经号称最为安全的房地产理财基金。恒大倒的不单是房地产，崩塌的还有理财基金。我在广州的一位学生就购买了恒大理财，250万的投资只拿回一半的本金，这是她毕生的积蓄。

如今倒下的又何止是恒大，房地产危机正冲击影子银行，严重破坏金融体系。中国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松散，民众又有大量的储蓄无法寻找到有价值的投资，这给影子银行提供了机会。在房地产节节上升之际，甚至在疫情期间，房地产依旧被视为资产配置不可缺少的价值投资。

最大的影子银行巨头中植公司，恒大出现危机时，甚至抢购恒大资产，向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提供融资，如今自身难保。国有金融集团中信属下的投资机构中信信托，在2020年筹集了120亿元人民币，投到融创的四个项目中，如今三个项目已停工，融创面临重组，中信信托也暴雷了。在疫情开放之后的一年里，民众不仅感受不到经济增长的益处，反而曾经最为安全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GDP增长了，普通民众普遍无感，这意味着增长与民众不太相关。房地产危机后，对房地产松绑，流进房地产的资金大多用于保交楼。根据野村证券的估计，保交楼需要550亿到82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政府明确表示，购房者不会成为这场房地产清算的受害者，这只是缓和了买楼花民众的沉重心理压力，不至于钱房两空。

企业的倒闭潮在新冠过后才延后出现。疫情期间企业不能倒、不准倒、不让倒，疫情过后无法坚持的小企业负债累累，人去楼空，抛下员工，连累其它相关的企业。房地产危机击倒的何止是房地产企业，大量中小型房地产供应商，包括建筑公司、售楼中介也沦为牺牲品。据估计，地产商的欠款高达4000亿美元。

就业市场低迷，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无门，甚至那些踏上中产阶级大门的专业人士，更在企业的倒闭潮和解雇潮中首当其冲。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老板告诉我，上海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打三份散工，企业无需为他们提供“五险一金”，节省费用。甚至金融界的专业人士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准，也兼职开网约车。

过去20多年，房地产与出口加起来至少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三成以上。疫情结束后，地缘政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去风险”战略，反倒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疫情期间，欧美需要依赖中国的供应链，2021年中国疫情控制得好，企业生产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出口不仅未减，反而增长，去往美国的集装箱是一箱难求。

反观今日，全球供应链重组，欧美国家开始寻找友好国家外包生产，甚至韩国与日本的企业也撤离中国。拜登上台，美国四面出击重建安全联盟，精准脱钩与“高墙小院”的遏制战略也显现效果，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创下新低。中国大城市的办公楼，人去楼空，空置率达到历史新高。一次在黄埔江边的晚宴聚会，一位投资者还认真地告诉大家，他愿意让同学免费使用他空置的办公室，条件是帮助交付管理费。

显然，需要更加快速的经济增长，更多资金的投入，才能鼓励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才能让民众切身感受到经济已好转。

在享受了房地产带来的发展红利30年后，这场盛宴已经结束，我们不可能不感受到这不可承受的阵痛。

这场阵痛将持续多久？

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实质上就是债务危机，这不仅仅是房地产商的危机，也是地方政府的危机。一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高管在2023年秋的一次聚会上，激动且感伤地向我回忆2022年春天，她因疫情被困杭州时，向金融机构不停地打电话，希望不要掐死他们的资金流，否则房地产商倒了，城投公司也在劫难逃。当时无人理会，如今所发生的一切都应验了她的担心。

今日中国面对的房地产危机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两者之间惊人相似。众多的人都赌上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永无止境，房地产的价格只上不下。投资者和银行过度冒险，政府监管不力，或参与其中，或推波助澜，最终造成了楼市的泡沫化。中国现今的房地产崩盘是美国2008年房地产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翻版。

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开启了中国在2008年11月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资金大规模地流入房地产，中国人快速致富，过度的扩张却也带来恶果。无人居住的特色小镇屡见不鲜，空空荡荡的“鬼城”不见人影，大都会竟然也冒出了摩天烂尾楼。2008年美国房地产的崩盘催生了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同一年，中国首次大放水的刺激经济方案，成为今日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源头，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元凶”。

美国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及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合著的《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危机史》，是过去几十年里有关债务危机最重要的著作。罗格夫认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拉开了债务超级周期的序幕，并于2010年蔓延至欧洲，如今则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债务困境可能预示着经济周期的下一个转折点。

美国投资分析专家默尔丁（John Mauldin）认为，过度借贷的诱因是人类贪婪和追求盈利，加上政府腐败，即便金融体系受到监管也无法阻止，连家财万贯的人也会以破产收场。政府与投资者都喜欢自我欺骗，为一手造成的短暂经济狂热而亢奋，结果以悲剧告终。

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中国现今的危机与美国15年前的危机，两者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是过度举债和借贷导致房地产过热后突然崩盘。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9月18日美国股市进入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2008年一开年就冲击金融投资机构，9月雷曼倒闭，10月股市暴跌。但到了2009年3月10日美国股市暴涨，而在前一天，世界银行才发表一份非常悲观的报告，市场顿时大跌。

预测危机的转折点与预测危机的来临同样是“使命难达”。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GDP触底，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峰值，金融市场复苏，最终用三年半的时间走出了危机。

中国的债务危机不会演变成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恒大与碧桂园相续暴雷，影子银行相续倒下都不会成为中国的“雷曼时刻”，但中国需要多久才可能重拾经济增长的势头？

罗格夫表示，他无法断定中国债务危机的结果，但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陷入长期停滞的担忧是言过其实。

而经济低迷是否已经见底？

在罗格夫看来，中国在遏制经济危机方面有出色的记录，但经济大幅放缓和高负债所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

中国现今面临的挑战要大过美国。中国的债务到2022年底占GDP的272%，这与美国的274%旗鼓相当，但在2023年6月底已升高到284%，占据GDP的比例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中强调，过去十年，中国的整体债务与 GDP 比例的增长速度尤其快，上升了100多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债务占GDP的比例是 2008 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两倍，当时的比例为 139%。对攀升债务的忧虑，导致政府没有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中央政府债务所占GDP的比重只有110%，远低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所占GDP比重的140%，日本的260%。IMF 的研究发现，中国债务的激增有两个原因。一是债务密集和低回报的国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二是公共债务集中于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在2022年底就占GDP的42%，这也是过去10年“国进民退”的结果。

政府迄今没有松口是否再次实行量化宽松，但中国的绝大部分债务属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政府随时可以注资。中国不会出现类似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不会陷入日本式的衰退，长期的停滞与通缩不可能发生在中国。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并未消失，这包括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和影子银行。恒大和碧桂园暴雷后，即便万科和龙湖这样谨慎和保守的地产商也风险剧增。中国最大的影子银行中植集团严重资不抵债，负债4600亿元，亏空至少达2200亿元。

短期内想挽回投资者和民众的信心，需要更加野心勃勃的刺激计划。中国与美国一样，恐怕只有选择升高债务来提高就业。在中国就业率下降，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率快速攀升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迫在眉睫。

经济学家陶冬认为，中国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呈N字形。第一阶段终止防疫政策犹如给经济复苏打上了强心针，第二阶段资产负债表收缩，个人和企业减少消费和投资，第三个阶段需要透过量化宽松拉动经济增长。

缺乏刺激性的措施无法扭转社会的低沉气氛，企业不投资，个人不消费。2024年，中国有必要推行经济刺激政策，但要避免以往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方案。2008年后，有过三次量化宽松，对经济的刺激一次不如一次。今时今日，量化宽松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恐怕今非昔比。

中国要避免日本的结局，就必须避免日本走过的道路，结构性改革更加重要。结构性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是长远的，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需要重组，无力自救的企业不应该注资。地方政府手中也有相当可观的优质资产，完全可以透过出售和出租来还债，必须更加重视市场的运作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

2024年，既要实现短期经济刺激带来的效应，又要开启结构性改革以确保长期经济增长，两者同等重要。

中国必须避免干扰市场的政策突变。2023年岁末国家新闻出版署突然公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政府又一次出重手监管网络游戏，变相要求游戏商修改现有的运作模式。政策尚未定案，投资者信心已崩溃。12月22日，腾讯与网易股价崩跌，市值蒸发5000多亿元，腾讯市值蒸发3348亿元，与小米的市值相等。

我们需要出台让市场充满期望的政策，而非扼杀希望的法规。一位长期报道和跟踪中国企业发展的新闻界元老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可以有保障中国企业家长期深耕的法律和政策，有宽松的营商环境又何须量化宽松？！

2024年我们翘首等待！

但2024年并非2008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房地产以及相关的产业支撑起中国GDP 增长的三分之一江山，这早就不可持续。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却相当大。

房地产经济成为过去式，又面对西方“去风险”的围剿，疫情后的开放没有带来出口的增长。即便11月出口反弹，消减价格与人民币贬值是主因。2023年前11个月中国出口下跌了5.2%，加上疲软的消费，中国经济的复苏异常艰巨。

但历史不能再次重演。如果中国再一次放水刺激经济，需要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和加大对医疗的投入。一位留学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在疫情之后前往海外上中小学的人数大幅度下跌，这与父母担心海外的排华情绪有关，但大学毕业生到国外攻读硕士的比例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不会减弱。

中国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并不意味着只是风险而无机会。建立起更加健全的社会安全网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最佳方式，中国的家庭就不会为了防范未来做出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在刺激内部消费上，中国没有理由不如印度，但首先要让民众免于恐惧，敢于动用手中可自由支配的消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22年，国内消费占印度GDP的71%，而中国只占了53.2%，两者相差极大。

更为重要的是要投资科技创新，新的热钱需要流入科研机构，用于基础研究，用于修建实验室和购买实验仪器，用于提高产业升级。如果2008之后的三次放水，热钱是用于卡脖子的科技攻关，中国经济转型所面对的困难就可能有所缓解。

2023年的“疑点”也在于人们心中的疑问，中国在短期内能否补足房地产行业留下的增长空间？

科技创新无疑是重中之重，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绿色农业、生物化学、医疗健康、养老都是可以支撑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领域。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异军突起，被称为新兴产业出口的“新三样”。2023年前三个季度合计出口近8千亿元，同比增长41.7%。

去年底，来自中东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机构CYVN，向蔚来汽车注入2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加上6月投入的11亿美元，成了蔚来汽车的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动车有着巨大创新潜力。

2022年全球电动车产量超过1000万辆，中国是全球电动车的领头羊，占全球总产量的64%，全球销量的59%。2022年，比亚迪的产量第一次超过特斯拉。2023年比亚迪销量很可能超越特斯拉。比亚迪在巴西和印尼等国的销量独占鳌头，并考虑在当地布局办厂。比亚迪与中国其它电动车企业也准备进军墨西哥，瞄准美国市场。2023年与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校友一起参访比亚迪，两位在比亚迪工作的高管校友，娓娓道来“仰望”品牌以技术优势进军高端新能源汽车的过程。

2023年我也曾两次造访宁德时代，有机会与董事长曾毓群见面，第二次还是在他跟随总理访问德法两国刚回来。宁德时代在欧洲的布局顺利，在匈牙利已有两家工厂。2022年8月宁德时代斥资73亿欧元在匈牙利的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Debrecen）建造了欧洲最大的电动车电池工厂，为在当地设厂的奔驰、大众、宝马等供应电池。这是匈牙利史上最大的一笔外商直接投资。2023年6月，大圆柱电池制造商亿纬锂能，也宣布在德布勒森投资99亿人民币兴建大圆柱电池厂。这使得匈牙利一跃成为全球第4大电池制造国，位列中国、美国和德国之后。

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连美国都难以望其项背，但美国政客百般阻拦，与福特在底特律建厂的计划夭折。

在美国的制裁高压和长臂管辖之下，华为8月底突然发售新手机Mate 60 Pro ，用的是中芯科技生产的7纳米芯片，引发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高度关注。Mate 60 Pro与最新款的iPhone 5G速度上可以一比高下，同时还是首款能链接高轨卫星通讯的手机，完全使用中国本土技术生产。

多年来备受美国打击的华为在2023年起死回生，销售收入预计超过7000亿元，丝毫不受国内消费不振的影响。华为令人吃惊的反弹，是中国半导体行业自主创新的突破，为当下令人不安的中国经济，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人失去了自信，如今已经无人担心美国经济会陷入长期的停滞。美国正加速实现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创新，确保可以保持更高的长期经济成长。东升西降并非事实，也非趋势；美国的创新领导地位难以撼动，创新的自由土壤难以取代。

在房地产泡沫之后，高端制造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这样的转变是必行之路，却不容易。如何突破美国阻止中国获取高技术的“小院高墙”围堵战略，就变得异常重要。

这意味着必须重塑全球对中国的信心！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关中国的叙事在进入2023年下半年后发生急转弯。不久前，中国还被视为快速崛起、势不可挡的竞争对手，忽然间却成了遍体鳞伤的龙。中国经济崩溃论在30年后又在美国主流媒体重现，中国的下沉又成为全球的另类威胁。

这在美国几乎又成了一种新共识。华尔街是中国在美国最后的最坚定支持者，但华尔街竟然也失望而去，开始撤离中国。过去20多年，华尔街投资中国初创企业、为中国机构管理资金以及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提供服务，获得巨额回报。

华尔街的失望归咎于2023年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铩羽而归。负责全球新兴市场投资的高盛主管Kamakshya Trivedi感叹，他在2023年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押错了宝，错误地判断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会快速反弹。出乎预料的是，新兴市场股票的投资者因远离中国反而获利。

华尔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专责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2023年9月前往纽约与华尔街金融大鳄会面，他的任务是劝说他们停止投资中国。但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在减少对华投资。

中国经济没有如预料中那样强劲复苏，加上地缘政治风险，2023年5月以来，全球避险基金一直在抛售中国股票。截止到11月，MSCI中国指数下跌8%，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指数则上涨8%。2023年首11个月，外资从中国股巿和债巿撤走的净金额为781亿美元；相反，向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资金净流入高达2147亿美元。

中国资本市场告急，美国投资银行大摩沽售中国股票，价值超过30亿美元。向来看好中国的达里奥（Ray Dalio），旗下的桥水基金也出售了13家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企业股份，出清三分之一的持股。基金经理伯里（Michael Burry）是好莱坞经典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的原型，旗下基金已全部出售阿里巴巴和京东股票，占公司总资产约20%。

达里奥将目前的中美关系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日关系做类比。美国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冻结日本资产，并实行石油禁运，阻止日本在亚太扩张，最终以战争收尾。他表示，反中情绪可能使与中国做生意就如同与俄罗斯做生意一样难，导致美中贸易崩溃，重创全球供应链。

面对外国制造商的撤离潮，华尔街的撤离可谓雪上加霜。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值，录得118亿美元赤字，是近25年来首度出现逆转。

美国民调及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结束在中国30年的业务，成为最新一间撤出中国的外企。美国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 Group）是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也关闭了在中国的业务。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2023年9月的调查，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热度已降到历史新低。特朗普上台后，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是被迫撤离，如今却是主动离开。美国企业对未来5年在华开展业务的前景感悲观，只有52%受访者表示，对前景至少略感乐观，较前一年下跌3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新低。2021年新冠期间，对在华业务前景至少略感乐观的比例仍高达78%。

这并非在华美国企业的独有现象。中国欧盟商会2023年6月发布的在华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欧盟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前景的信心已跌至历史最低，高达37%的受访欧盟企业已经或打算将其亚洲总部迁出中国。该调查收到570位会员公司高级主管的回复，他们当中有八成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以上，对中国相当的了解和友好。

为何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的现实在拉大？如何打消外国投资者的疑虑？

发达国家在华企业并非都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受访的欧盟企业仍有55%持乐观看法，尽管占比已跌至三年新低。甚至对中国失望的华尔街也怀疑，排除中国的新兴市场是否真的存在，因为新兴市场深受中国经济影响。贝莱德和富达这两家美国投资公司仍希望进军中国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养老金市场，也都获准在中国设立公募基金业务。

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保持平衡，是世界各国都需要谨慎处理的议题。自从中国颁布反间谍法后，特别是海外企业被突击搜查，海外的学者对前往中国学术交流更加谨小慎微，商界人士也是忧心忡忡。我在香港的一些海外朋友，他们在香港已生活十多年，对中国也极为友好，以往比香港人还更加频繁地来往于深港两地，如今却也不再北上。

这也与中国签证的申请异常繁琐有关，2023年11月中国主动单方面取消了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签证要求，这对加强交流无疑是利好消息。

遗憾的是，中外交流的新冠后遗症迄今还未消失。虽然政府间的来往大致恢复，但学界与商界的交流都未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更不用说民间往来，如今再也看不到中国旅客涌入欧美各国的盛况，前往中国的海外游客也寥寥无几。

一场疫情让中美航线骤减。疫情前，中美之间每周有332个航班。疫情结束后，由于美方的反对，每周只有24个航班，不到疫情前的10%，直到11月，往返两国间的航班才增至每周70班。

这说明关起门来容易，再打开门就难了。

2023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我们曾充满期望，所以我们有太多的失落，太多的迷惑。但2023年的失望远远要好过曾经的绝望，毕竟我们可以再次自由地流动了。

2023年面对的是新现实，曾经的幻想在这一年被打碎。以往的坐标已荡然无存，在新现实面前必须寻找新方向，除此别无他择。

2023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世界经济面临的巨大的危机与挑战，颠覆了长期以来坚守的共识：经济的相互依存必然带来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这并非因果，也并非事实。

2023年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全球范围内令人不安的冲突不断升级，和平面临冷战后未曾有过的威胁，这暴露了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脆弱性。

2023年迫使我们思考，我们必须谨慎地审视经济与社会变革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曾经深信，全球经济的整合必然会带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并简单地将其划上等号。

但无论如何，在我们打开新篇章时，2024年我们应该重拾希望。这无关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和预测。

2023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有可能达到2.9%，中国会突破5%的目标。美国正安全通过历史上的高通胀周期，不仅可以实现经济软着陆，而且增长出乎预料地强劲，全年的GDP增长可望达到2.6%，超出原有的预期。

中国的经济保持了增长，但消费和投资低迷，民众对前景担忧。即便经济强劲的美国，8成多的民众对未来也不感乐观。这是中美两国民众对各自经济前景的认知最接近的一次。

2024年全球的经济增长恐怕不会比上一年更好。IMF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只有4.6%，这比2023年预测的5.4%要低得多。

2023年战争的阴影笼罩，2024年也不乐观。俄乌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俄罗斯被赶出欧洲大家庭，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罗斯欧洲化进程再次触礁。中东脆弱的和平又一次被战火点燃，哈马斯武装与以色列的战火让基督世界中心的伯利恒失去了往日的朝圣盛况，沙特和以色列的和平之路中断。即便南中国海也不平静，菲律宾的摇摆与转向，埋下了世界另一个热点危机的定时炸弹。

在2023年全球经受战争与冲突，对抗与排斥，脱钩与制裁之后，2024年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重置失去平衡的全球化！

如果我们曾经坚信，全球经济的融合可以巩固全球和平，我们就不该如此轻而易举地放弃我们的信念。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带来新的竞争，甚至会引发新的地缘冲突，我们的目标是在公平和透明的基础上重整世界的秩序。

如果我们曾经目睹，全球经济的整合催化了“后冷战”全球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积极变化，我们就没有理由质疑“后冷战”全球化的意义。相反，我们必须了解和避免以往的陷阱，思考“后新冠”全球化的新方向，重新寻觅全球经济共荣与社会发展的平衡，重新找到全球经济互融与稳定的配方。

2024年最为重要的是重拾我们失去的信心和信任。这决定了中国能否从2023年的“疑点”走向2024年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