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教授：中西古今融合的教育理念

大家好，很高兴能与大家在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的校内工作坊见面。我今天的分享主题比较大，是我近期的研究内容，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就这个主题，我可以进行一整个学期的长时间分享。

我是教育学的研究者，与内地的教育学研究有所不同，我主要分享知识体系及课程体系，这也是今天的主讲内容和主要观点。我的PPT使用了AI协助，将其翻译为中文，根据内容选择使用ChatGPT或DeepSeek。无论英文或汉语，AI都倾向于用“大词”，所以有时候要小心。

上图汇总了我的主要观点。大家都是商业领域的从业者，对人文社会科学熟悉程度有限，乍看文字不一定能深刻理解和体会。杜威（John Dewey）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及教育学家之一，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教育即生活》，他认为教育要反映社会生活，教育即生活经验。而我和在座各位，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都面临一个困难，即中国的教育无法反映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教育借鉴并全盘照搬自西方，因此，中国的教育反映的是西方人的生活，或者说，美国人、欧洲人的生活。例如，你儿时在家，家中外祖母或村中长辈教你如何生火、如何做人，这些生活常识都无法反映到我们正规教育系统的教材中。我们教材里的规矩都是西方人的。

教育不见得总是正面的，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学校对学生的影响，而实际上教育的影响更加广泛，一个人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有好有坏，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教育，当然，我们强调要尽量受到好的影响。实际上，太多完成正规教育毕业的学生，本来是有能力的，但因为学习了死记硬背的教育产品，反而变得很弱势。时常有这样失败的教育，误人子弟。

现在我们华人的一大特点在于，受过教育的人在生活中动情的时候，还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但动脑思考时，就变成了一个西方人。比如刚退休的北大哲学院教授李中华，他是东北人，解放后毕业于北大哲学院，后来担任系主任，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学者。他给企业经理、管理人员讲授《道德经》，这些学生大多拥有大学或更高学历，也大多来自大城市，但《道德经》这本哲学著作如果摆在你我面前，我们现代人是看不懂的。李中华，一个中国人，用中国话为其他中国人讲授中国古人的著作《道德经》，所有的解释都要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才能讲明白，不然无法解释。我给大家分析问题的时候，用的也全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根本用不上孔子，用不上王阳明，用的全是西方的基本概念。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什么叫“社会”？什么叫“人”？什么是“人”的界定？儒家《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苏格拉底认为人类具备所有知识，只是忘记了，需要把它recollection回忆起来；正如佛教“本自具足”概念，这句话出自六祖慧能觉悟时的偈颂：“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你只是暂时迷乱，不再完善，因此要找回本性。

但当我们中国人和其他中国人在一起，解释中国人的文化瑰宝时，必须用西方的概念来诠释。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西方尚无这些概念，但李中华不得不告诉大家：这是一对矛盾概念，道家充满了这种成对的辩证矛盾，矛盾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不用这些无法诠释一个事物。当你开始理性思考问题，就变成了西方人而不自知。当然，我这么说似乎把“中”和“西”分开了，实际上西方思维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非常深远。你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一个事物是美是丑，都用西方的标准，而非孔老夫子的标准或佛教的标准。所以我们的“情”和“理”是分开的。

当“情”和“理”长期分裂的时候，一个人注定不幸福。你的价值体系必须能够指导你为人处事，但当代商界和政界会说“按中国的规矩做人，按西方的规矩做事”。严格意义上来讲，做人和做事密不可分，做事就是做人，佛教与儒家都这样认为，做人如何，体现在做每一件事如何。

所以，我们怎么对长辈、对乡邻、对街上一个陌生卖菜人，我们现在用的所有标准，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的标准，都源自西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是分裂的，我们的价值体系、所学的知识无法指导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很难受，无论富贵或贫穷，博学或无知都如是。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要把这些事理顺以后，才能够实现“心安理得”。在今天的华人世界里，没有几个人“心安理得”，在深夜醒来以后内心踏实。大部分人拼命追求财富、追求功利，但追到与否都不幸福；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都不幸福。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知识体系、精神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为什么建立精神体系如此困难？因为我们用的是西方的知识体系。请注意，任何一个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结果。如果将时间与地点化作横纵坐标，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坐标中的某个位置上产生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诞生于法国，受科学思想的影响而生，诞生之初就被命名为“关于社会的科学”。欧洲大陆仅比中国大一个四川省的面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欧洲大概1200万左右。地理略大于中国，但人口数略逊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主要产生于19世纪，彼时西方社会开始社会巨变（Social Transformation），社会科学家自聪明人中诞生，卡尔·马克思显然是其中最聪明的人之一，他通过观察自己的社会形成理论。

请注意，马克思只能观察自己所在的社会，不可能去看其他社会，所以他笔下的中国充满了错误和误解，也充满了看不起和偏见。他不可能理解我们中国。他只能观察他自己的社会，马克思显然是一个天才，他通过社会观察，建立起自己庞大而严谨的理论大厦，从学者来讲，他是成功的；从社会活动家来讲，他也比较成功。他提供了理论，但没有太多的行动纲要，“巴黎公社”很快就失败了，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但我想强调的是，任何一位大理论家都是基于自己所在社会的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相处模式，将其整理及理论化。

马克思社会学理论诞生后，十月革命送过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彼时中国积贫积弱，是中华历史上最窝囊的时期，帝国主义持长枪巨炮破门而入，整个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我们急于寻找理论体系作为革命支持。请注意，西方价值体系是一条历史长河，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是一条历史长河，长河流淌中有璀璨瑰宝，也有藏污纳垢，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长河流淌中缓缓变化的。而到了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接纳了彼时西方最盛行的一些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尔文主义等等，我们并非全盘接纳西方文化，而是接受了当时比较主流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但它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基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总结而成。可以想象，由于全球化大幅改变了时间和地点坐标，这些理论变得脆弱，需要调整。马克思所讨论的“人和社会的关系”，不是指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也不是肯尼亚的社会，只是欧洲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并非欧洲的整体社会，很多重要的理论是由荷兰的哲学家提出来的，他就根据荷兰这样小型社会的人伦关系，总结出理论体系。虽然他们是天才，但其理论不一定适合一个有5000年历史和十数亿人口的社会，我们跟他们非常不一样，那些理论不完全合适于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应该是比较公正的。

1919年取消科举，标志着整个中国知识体系，尤其是学校的正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式，西方的知识体系全面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在一开始略有犹豫，张之洞等人试图在教育体系中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内容，避免完全丢弃中国的知识体系，但是这些知识无法兼容，我之后会详细说明。因为中和西，现在全世界的非西方人群，不只是华人，日本人、肯尼亚人都很难受，因为西方文化无法兼容任何其他文化，而西方文化从十六世纪以后就统治了这个世界。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位香港大学的教授站在这里讲课，给大家用的是中文，我觉得很自在。我是香港大学的教师，也是管理人员，平时教课我需要使用英文；使用美国人、德国人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科研成果使用英文发表。我也是香港大学的行政人员，港大的正规会议必须要使用全英文交流，尽管我们是香港人、是中国人，平日相熟，但一旦坐在教室里，依然需要把语言切换成英文，在这样的会议上，做事按照英文的规矩。这是好的，避免了拉关系。例如职称评审中，院长在场参与，这样的重要场合也不存在中国人的关系，一切都按规定来。所以在港大工作，我作为院长或教授，我被要求是一个西方人，可我是中国人，我总会想中国的那些文化、那些情感，我想将中国的体系用于日常之中，但这是不被允许的，当然，好处是避免了“中国式拉关系”。在亚洲地区，我们香港大学可以坦然地说：港大比起香港其他高校，几乎每一个Promotion到教授都可以拿到太阳底下晒。的确做到了“公正”。但是我们无疑用的是完全的西方标准，即哈佛、牛津这样的标准。这么做有好有坏，我作为一个华人，可以按照西方知识体系进行思考和工作，但我想做回中国人，把中国的魂慢慢纳入体系之中，这就非常困难，要看个人修养，决定如何调整。但制度不允许我做中国人，这是很可怕的。

同样，内地使用中国话，但也无法避免西化问题。我再举个例子，我时常协助南京师范大学加强国际化，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能很快实现国际化，后来发现，让他们写英文文章，了解国际，以及走向国际其实非常困难。比如南京鼓楼区，一个城市的鼓楼都是核心地带，鼓楼是古代人的军事要地，击鼓传讯，所以都居于市中心。南京鼓楼区小学使用的语文教材，这是中国人的教材，用于教授中文，理应非常local、非常本土，但实际上不本土，因为这个教材的设计，所依赖的理念，以及教授这个教材所使用的教学方法，评估学习效果的评价体系都是西式的。我们西化的程度远超你我想象，西方的体系已经渗透到你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包括年轻人谈恋爱，男孩子更欣赏巩俐这样的女性，而非林黛玉类型，因为巩俐更符合现代西方人的审美标准，你被好莱坞电影的审美所影响而不自知。在制度层面也是如此，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制度就是议会制度，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出自西方概念，这一制度和概念并非不好，这一例子仅用于说明我们受到的影响，“共和国”就是一个西方概念，以前只有帝制，明清王朝等等。

从内容到形式，现在的教育都是西式的，最大可怕的问题在于，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让孩子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让他长大成人，但他根本不懂我们中国的传统，因为没有机会学习。

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学《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背诵完又忘记了，并没有系统地学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孩子天天在西湖边往来，西湖诗歌如云，寺庙众多，孩子们读不懂诗，也不知道寺庙供的哪路神仙，甚至寺庙门口的对联，稍微潦草一点的字都读不明白。我们其实不能很好地跟祖先交流。

文化断层很可怕，会侵蚀我们的精神。我们还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和情感，但我们的理论又不能提供支持，这种错位导致我们无所适从。

以前的中国无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以前积贫积弱，随时有灭国危机，其实到今天，帝国主义仍然“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直有其他的priority。今天我国走向富强，任何国家也无法随便消灭我们，我们才能有条件坐下来，真正来琢磨如何将中西方知识体系交融在一起。

为什么中西方知识体系的交融对东亚、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西方知识体系没有变化，始终如一。非西方国家大多羸弱，非洲和南亚直到今天也很弱；中东国家内战不休；中亚和西亚都不是很争气，东亚是唯一发展起来的非西方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还有亚洲四小龙这一类后起之秀。

但东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代价就是拼命学习，实际上，我们非常认真地学习西方。好处在于我们学到了科学。日本每年取得诺贝尔奖，遗憾的是总与标志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诺贝尔奖的含金量不一，化学奖、医学奖含金量较低，物理奖较高，经济学奖更高，经济学奖代表了独立思考的结果。但东亚拼命学习西方，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成就，代价是将自己的文化弃之不顾，不止我们，韩国、日本都如此。我们的年轻人无法跟祖宗交流，这是很危险的大事。早年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现在轮到中国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绝不想走日本的老路，希望有有更多的贡献。

毛主席在上世纪50年代写了一篇名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我们应该对世界做更大的贡献。现在没能做到而感到惭愧。这是毛主席的观点。今天我们更有条件做更大的贡献，中国不仅要往外输送经济发展模式，也要输出教育和生活方式，华人文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化，这一文化瑰宝不仅属于我们自己，也要输出到全世界。当全世界都敬仰华夏文化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强势地位而感到愉快。最近的两百年，我们一直没有地位，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杜维明称之为集体性失忆。

我们华人，包括在洛杉矶的华人，丢弃了过去的很多传统，现在传统偷偷摸摸、含含蓄蓄地存在和起作用，而非堂而皇之。比如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有两套摊子，一套是看得见的，一套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我们的系、院、学校领导、各组织如教务处等等，这是看得见的系统，出自以学科分化为特点的西方知识体系，而非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名为“现代大学制度”。但每个大学里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系统，即复杂的人事关系。几乎每个单位里都有“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套系统，这两套系统相互对抗和争斗，“看不见的系统”会严重影响到“看得见的系统”的运作效率。所以中国内地很多高校，包括清华北大的学术晋升都存在很多关系。和港大截然不同，就是因为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因素。但也有好的一面，当一个人真正优秀的时候，他会把中西都糅在一起，要中有中，要西有西，随时自由转换，那是非常舒服的状态，这个人也让人觉得如沐春风，费孝通就是这样的人。

雅斯贝尔斯说过：在公元600年左右，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出现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释迦摩尼、耶稣、中国的孔子、老子都诞生于600-800年这一时期，那些基本的价值观到现在为止还在影响大家今天的生活，比如我们爱谁、恨谁、讨厌谁；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什么是道德、什么不道德，很大程度受到孔子的影响，孔子时时刻刻在影响你，只不过你不知道。西方人也受到他们的文化影响，印度人受印度文化影响。

现在被学术界称为第二个“轴心时代”，第一个“轴心时代”不同文化相互之间不打交道，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发生冲突。这个时代不同，大家时时刻刻都在交流，形成冲突。所以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沟通，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人类沟通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上图是比较教育里经常讲的，当时我们对全球化寄予厚望，例如跨文化理解、多元文化等等，这些根本没有实现，根本做不到。包括夫妻之间，翻译《红楼梦》的杨宪益，他的夫人是法国人，他们能够做到夫妻之间不同文化的深度沟通，但大部分跨国婚姻，特别是中国女人嫁给外国男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

如前所言，我们的知识体系是西方的，人大常委会制度和共和国制度来自西方，整个知识体系和教材也都来自西方，你从小所学的教材，里面主要人物、理论、观点、概念全是西式的。中国的文化没有得到系统整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错误，为什么难以整理？因为两个系统完全不一样，无法加入和融合。

我曾就职于广西师大五六年时间，这是一个地方性大学，当时，一位南京师大的博士很认真地跟我说：杨老师，我们日常的教学中，孔子进不来，很少有人能够在日常教学中把孔子讲好。你们试着回忆一下，很少有人在给你们讲课的时候，比如讲经济学的时候，能够把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和西方最伟大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放在一起，这种人很少，他们是必需的，但非常稀少。

老师们可以口若悬河地谈论西方哲学家或理论家，例如提到教育，很自然地提到杜威，因为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就是按照他们的套路，给本土留下的空间非常少，老师的能力并不体现在跟中国学生讲西方理论，因为西方理论人尽皆知，而体现在把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化结合讲给学生听。

我们总抱怨孩子死记硬背，特别是文科，他当然要死记，因为标准答案不真实。比如“我们应该怎么做人”的标准答案，你在生活中是这样做人的吗？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青岛小学考试问“天空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彼时青岛污染严重，孩子抬头看到灰蒙蒙的天空，就写“灰蒙蒙”，但答案是错的，你们都知道标准答案是蓝色，这就是文科的现实。中小学考试的标准答案不是我们的生活，生活不是这样的，你去给孩子解释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都是西方的规矩。假如孩子运气好，遇到个别的优秀老师，是可以把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化解释清楚的，教导孩子如何学习这些理论，但这样的老师凤毛麟角。所以孩子只能背标准答案，不然无法得分。

我在参加中国最高级的学术会议时，对在场的大咖说“我们都是残疾人”，他们表示同意。这个问题很严重，虽然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中国的，我们需要本土化，习主席一再强调本土化非常难，真的非常难。我们的制度如此，迄今为止，中国的教育依然在培养对自身传统知之甚少的人才，既影响我们的情感，导致不幸福；也影响我们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注意，中国发展到现在，一直是在追赶前人的背影，但接下来的发展是并排赛跑，甚至还想领跑，那就必须琢磨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明天的我们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按照现在的知识体系去规划明天是缘木求鱼，非我们所愿。

傅斯年在1919年说：“如果你不懂得外国，你没有办法研究中国文学。”就算你研究唐宋诗歌，也不得不看外国文学。今天也是如此，哥伦比亚和伦敦的学生不需要了解伊朗文学，也不需要了解中国唐宋，照样研究文学。但我们研究唐宋文学也得了解莎士比亚。梁漱溟说：“如果中国人只留在中国社会的结构中，他们永远不会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他们先观察别人，然后再看自己，那么他们便会立即明白。”这句话从理论上讲是对的，我们一直被迫学习西方，这是一把双刃剑。学习西方让我们得到发展，但现在面临文化自信的下一步，希望有人获得成功。蔡元培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其实蔡元培思想更偏向西方，我们大多崇拜西方，清华北大的精英都在有意无意间盲目媚西，香港大学更不用说。

“中西融合”的老生常谈其实是一种想当然，融合非常难，而且学者很虚伪，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件事难以做到。“中西融合”被高频提起，令人误以为孩子就能让中西融合。真正能够摊开说“我做不到”的人是第一流的人，有绝对的自信，冯友兰就是翘楚。冯友兰说：“我研究中西融合60余年，到人之将死也无法实现。”

中西文化很难融，但是必须融合。现在我们遇到的难题就是如此。中西融合过程中一定有文化要做妥协compromise，更多情况下，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而非西方文化来做这个妥协。这样也好，中国文化中有很多龌龊的东西，可以通过西方文化打造一个有力的对冲，但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王国维是一位天才，甲骨文被发现之初，王国维就利用甲骨文来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是可靠的，因为在那之前，根本无法确定司马迁的记录是真是假，王国维逐一证明《史记》基本可靠，只有极少数细节不够准确。对中华民族而言，他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天才，但他自杀了。他说：“我爱的我不信，我信的我不爱。”他爱的是传统文化，但不得不相信理性，用西方的科学、哲学进行思考，中西之间的纠结使得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才选择了自我了断。

我们现在重要的任务是培养“摆渡人”，我曾在《光明日报》撰文讨论这一观点：“摆渡人”对我们很重要，“中西融合”或“学贯中西”的概念要改变。假如你是金融从业者，在金融的小问题上做到中西融合并不难；假如你是社工，在社工的小问题上先做到学贯中西，然后再逐步扩大。我会教我的学生如何“中西融合”，在中西融合的理论上，我们取得了极少的突破性进展，理论毫无建树。在制度层面实现了一部分，主要需要在个人层面达到“学贯中西”。

港大学子无论来自内地或西方，大多不知道怎么利用港大。港大最大的特点在于“西方有的我们都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有”。我们的教授大多拥有这种“双”，但学子们不知运用。在港大授课的英国人已经不同于在英国本土的英国人，在港大授课的内地人也不同于在本土工作的内地人，这个“双”是力量之源，但学子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高等教育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如果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不止能取得自身的发展成就，也能处理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因为全世界现在都无法处理中西融合的问题，日本、新加坡都无功而返，更不用说非洲。我们如果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鼓舞和价值。

不要用理科的思维去学中国文化。理科思维学中国文化，第一，你摸不到边际，无法掌握中国文化的精髓。第二，你低估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科学不能分割，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和技术学科，社会是一个整体，这是王赓武教授的话，我们把大学分成法律系、经济系是无可奈何之事，学子们毕业后要想办法融会贯通，一个经济行为也是法律行为，也是社会行为，眼界不能太窄。

中国文化看上去很简单，黑格尔说：“孔子就是一个唠叨的老太婆。”但文科和理科大不相同，孔子思考之事，我们到今天依然在深度思考，苏格拉底的思考至今依然有用，文科的问题可以历经千年而不变，答案却丰富多彩，因此对文科来讲，必须要看苏格拉底和孔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则与人文科学截然不同，它们研究具体的问题。

我们古代的哲学家程颐说：我二十岁读《论语》，八十岁又读，但感受大不相同。别说《论语》，十几岁懵懂时读《红楼梦》，跟三四十岁的时候读，再到六七十岁的时候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收获。当然不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也一样，信仰会帮助你超越科学理性，就跟信佛一样，如果不信佛，永远无法研究佛学，永远不得其门而入。黄勇说要“神会”，而非逻辑分析，不能用逻辑来解读我国的古代经典，要虔诚地去选择，需要慢慢品味。尼采说过不要太快，现代社会追求效率，快就意味着低质量，快就意味着浅薄，静水流深。

乔布斯说：“在你生命最初三十年，你养成习惯；在你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习惯决定了你。”我前不久刚参加毕业40周年的同学会，彼时都差不多的学生，20人录取到一个班，40年后有的是国家栋梁之材，有的从一个省东部走到西部都窘迫难言。我们并非用钱来衡量人的价值，而是体现其差别。当初同窗学习，智力并无差距，人生际遇的区别就在于你的非智力因素，是非智力因素决定了你是不是成功。

所以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读书是一种习惯，思考也是一种习惯，做学问也是一种习惯。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