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整理自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创始院长刘宁荣教授于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新年展望论坛”主题分享，该分享于2025年1月20日发表于《明报》。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2025新年展望论坛现场，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中美竞争三大变量”。在即将到来的1月20日，即下周一，特朗普将重返白宫，此情此景让我想起1893年的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他于1885年当选总统，连任失败后，1893年再次入主白宫，与今天的特朗普何其相似。

特朗普当选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景：美国仿佛出现了两个白宫，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比白宫更加门庭若市，全球各国政要、商界领袖趋之若鹜。除此之外，他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他在华盛顿举办的就职典礼，也让我想起了2017年4月他第一届任期中，佛罗里达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这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举动，因为中国国家主席通常不会主动出访，往往在对方来访后再回访。

这次我问自己，主席会前往华盛顿吗？现在答案众人皆知，肯定不会成行。但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下周，大家目睹主席与特朗普并肩站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前，全球将何等震撼。

回首过往八年情景，大家往往会问：当年主席为什么前往佛罗里达？很多人觉得，后来几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习特会”的苦心似乎白费了，其实并非如此。2017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巨大转变时期，我们研究领域通常称之为Paradigm Shift（范式转移） 。如果双方准备充足，这一转变会比过去八年顺利得多。这种转型虽是趋势所向，但中美对立竞争带来的巨大冲击，则是因为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使得双方关系的转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在2020年武汉封城结束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全球将进入“一球两制”的时代，即“半球化、半脱钩与半冷战”。

中美从“半脱钩”到“全脱钩”的风险

今天我们要问，中美会不会面临从“半脱钩”进入“全脱钩”的巨大风险？很多人对此持悲观态度。2024年11月特朗普当选后，香港举办了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金融大鳄都恰逢其会，他们对中美未来前景都抱着极度悲观的态度。

回首过往八年或十年，中美贸易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对美出口量去年严重下跌，总额不到4300亿，已经跌到了2012年的水平；美国对华出口量也同步下跌，但相对而言幅度没有那么大，虽不及2021及2022年出口额，但远高于其他年份。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中的占比不断下跌，2018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里占比达21%，但现在已经降到14%，反倒是墨西哥及东盟等国的份额增长很大。中国对美投资更是断崖式下跌，2016年达535亿美金，2024上半年仅有0.98亿美金，这个数字小到可怜，今天仍在持续下跌。

2024年10月，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东盟国家。我想特别指出，2024年中国总体贸易出口呈上升趋势，但对美出口持续下跌，数量非常惊人。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对美出口不断下跌？毫无疑问，美国想跟中国脱钩。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在下跌？美国有两样东西：其一中国想买，但美国不想卖；其二美国想卖，但中国现在不想买。

一是芯片。2021年中美之间的高技术芯片贸易达140多亿，但2023年不到70亿，跌幅超过50%，2024年跌幅还会继续增大。更严重的是，美国商务部将6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这还不包括在美国国防部黑名单中的宁德时代和腾讯等企业，两者是不同的黑名单，所以这当然阻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

二是美国农产品。2022年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达430亿，2023年跌到340亿。美国想卖给中国的猪肉、牛肉、大豆、玉米、高粱等都受到了巨大影响。中国进口的美国大豆份额从先前占比40%跌至18%；巴西取代了美国，成为中国玉米最重要的进口国。

其一和其二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对华出口也没有很大增长。

提起中美贸易，我们一定会想起2020年1月15日，中美达成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一重要协议，其后，新冠迅速席卷全球，所以该协议无法按时全部落实。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佛罗里达之行，在某种程度上跟特朗普总统是达成了默契，但过去八年里很少有人提及这一点，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的佛罗里达之行是有成果的。这个协议无法执行，其实是新冠影响所致。

中美之间“全脱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方面，的的确确中国对美出口大幅降低，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大幅增加。仅2024年，中国与有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大幅度增长，占整体比重超过了40%。其中，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上升了12%，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上升了6%。从这点来说，如果美国加关税，会不会冲击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人说会带来1%的GDP增长的负面影响。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时候，问题的核心自然是中美会不会脱钩？

但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三大变量，当我们高瞻远瞩去看这三大要素的时候，中美的关系不见得就是那么令人悲观，所以我今天想谈这个问题。

中美竞争三大变量

今天的中美竞争存在三大变量。我想引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名言。他说：“很多时候，世上有已知的已知，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晓的事物；世上有已知的未知，我们知道有世人不明所以的事物存在；除了以上两者之外，世上还有未知的未知，存在一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事物。”今天会从这三个角度，来洞察中美竞争的三大变量。

第一，已知的已知，即实力与认知的变量。2017年，中国GDP的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2.6%，八年之后，我们再次跌到了同样的水平，62.6%。2021年，中国GDP总量曾达到美国总量的75%，彼时我们非常自信，觉得很快就能超过美国，这个数字令我们的自信过分膨胀，给美国带来了恐惧。中美两方对彼此实力的变化存在认知上的问题。

回溯到 2017 年 1 月 特朗普上台，历经八年时光，上证指数几乎没有上涨。美国道琼斯指数涨了多少？特朗普上任之时，2017年1月15日不到2万点，今天已达4万多点，变化巨大，上涨了23000多點，实力显而易见。就2024年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而言，美国是中国的10倍之多。对现实有充分认识的时候，这个变量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的位置所在，今天的中国稳居世界第二，这一位置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

此前提到的美国克利夫兰总统，他两个任期之间的1890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直到1945年，美国才成为真正的第一强国。在此过程中，苏联自1945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被日本取代，日本又在2010年被中国取代，中间相距均为30多年。中国不要重复苏联以及日本的历史，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持续保持经济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MAGA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异曲同工，有同样的愿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翻译成英文就是MCGA，Make Chinese Great Again；美国的MAGA翻译成中文就是“美国民族伟大复兴”，只要它是平行的，就能够找到互相共存的和平竞争，中美应该是良性竞争的对手。

第二，已知的未知，即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变量。马斯克何许人也？我们其实对他知之甚少。

首先，马斯克正在美国进行一场巨大的体制改革，他以效率部长的身份，相当于中国的体改委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权力巨大。美国赤字超过36万亿，他发誓每年需要消减2万亿赤字，能不能实现是一个未知数，2万亿相当于美国国防部、教育部、退伍军人部开支的总和，是一笔巨大开支，很多人都怀疑他能否实现这么巨大的消减开支计划。

其次，马斯克是个科技巨人、科技狂人。在马斯克、特朗普带动下，美国是否可以在AI领域再次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领头羊？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硅谷高科技创新带动了过去25年的快速发展。如今AI带动的新一场工业革命，美国依旧可能成为领头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问马斯克是何许人也，据说一中国领导人这么评价马斯克：“他不是地球人，是外星人。”他不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在天上，他关注星链、火星移民、太阳系移民计划；在地面，他关心AI的发展、人机结合，盲人植入芯片就可以正常行走。

再次，马斯克非常看重他在中国的经验。其美国工厂50%的电池来自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也是特斯拉在全世界最大的工厂，生产了差不多一半的特斯拉汽车，他最喜欢中国人的效率。马斯克这一变量能为中美国之间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契机？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出一个观点：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再签署一个“新上海公报”？这种可能性到底有没有？我们绝不能排除，毕竟中美两国都面对一个动荡的世界，正如特朗普所言，中美合作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第三，未知的未知，即台湾岛与格陵兰岛的变量。可能有人会疑惑，上图中的台湾岛与格陵兰岛有什么关系？台湾岛是中国第一大岛，格陵兰岛是全世界第一大岛。特朗普上台之后，希望将格陵兰岛变为美国领土，同时希望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右边地图的左上角全部都是美国领土。

台湾是关系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直到1968年，中国船只都无法通过台湾海峡实现南北通航，因为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特朗普认为一切都可以交易，他要成为全球霸主。我们大可让他如愿，中国长时间内还会安心居于老二的位置。那中美之间能否做个交易？我觉得这种交易的可行性很高。上图中，大家可以直观感受到格陵兰岛离中国有多远，仅仅6万人口的一个岛屿，当然格陵兰岛有非常丰富的矿产储备，但我们鞭长莫及，大可放手任凭特朗普处置。大胆地去推断，这是否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新机会？中华民族的统一也因此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巨变中，可能以一种以往未曾想到的新方式来完成，这可能非常大胆，但双方是否可以用意想不到的交易方式来完成？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其实机会也是不低的。

马斯克是科技领域的破坏性创新者Disruptive Innovatator，而特朗普则是政治领域的破坏性创新者Disruptive Innovator。当科技领域与政治领域的破坏性创新者携手，他们给全球带来的巨大冲击是不可估量的。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