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论香港的五年规划
Back27 Aug 2026 | 深度观点
港府于 6 月 15 日至 8 月 14 日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
（政府新闻处）
本文是由港大ICB顾问委员会委员、高风咨询公司CEO谢祖墀博士撰写，于2026年8月1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当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官员，在战略思维上有所跃迁，人的素质有所进步，香港的综合竞争力亦将会大大提升。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它的第一次五年规划。一直以来，港府缺乏这类较长远、较综合、从整体战略方面进行的思考和规划。毕竟这是第一次，不免有些 “边做边学” 和恐怕挂一漏万的情况。
与过去进行的《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以及每个政策局各自制定的政策不同，五年规划是整体的（从香港以至中国与全球各方面考虑）、跨周期的（五年而不是比较常设的年度报告）和跨领域的。
因此，这次五年规划需要特区政府采取相对以往不同的方法，在流程、组织、能力，以及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上作出调整。
不同的格局
首先，五年规划要考虑的大局（context）便与过去很不一样。香港一直以来都以 “经济城市” 自居，所做的规划是以经济、民生等议题为主。尽管近年开始会考虑如何与内地配合，特别是在跨境问题上，总的而言，依然是以香港事务作为重点。
五年规划则不一样。当香港的重要使命是要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这一点开始，香港在判定政策所需的视野和眼光，便与过去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跨越。
什么是 “国家发展大局”？我曾经询问过不少香港人（应该说都是香港的有识之士），我发现他们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今天特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并得到大家（香港与内地的重要持份者）认同的答案？
国家发展大局是什么？
“国家发展大局” 代表着中国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若干年后，中国将会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
在一些硬指标方面，中国政府颁布了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些指标。“十五五” 期间，中国经济将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 以上，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 左右。再往后，到 2035 年，中国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 GDP 较 2020 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到 2050 年，中国的目标则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然，这些指标是重要的，同样、或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指标背后所代表的更深层意义。
习近平主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四大全球倡议（发展、安全、文明、治理）。最近，在上海举行的 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提出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从开放共赢、安全可控、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阐述中国的主张。习主席同时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致力于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这一系列建设和主张代表着中国正在为世界介绍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有些地方与原来在世界流行的、以西方为主流的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但也有许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源自于中国的丰富文化与文明，但同时亦是在近代中国在世界中角色不断转变、面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磨练出来的。
这套价值体系正在支配着中国政府的行为，以及它对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影响。它亦为中国的创业家，特别是较年轻的创业家，在进行创新、思索商业模式和在全球市场如何竞争或合作提供了 “中国格局的底座”。今天，中国不少 AI 模型以开源、开放权重、收费较低、普惠的方式出现，应不是偶然，而是新时代中国的价值体系表现出来的一面。
全球观与承担更高阶价值
一直以来，香港特区以 “超级联系人” 和 “超级增值人” 自居。当然，这不是不对，亦是一直以来香港扮演着的角色。但我认为，这样的定位是不足以真正意义上 “融入国家大局” 和符合下一阶段香港发展需要的。因为，除了在具体措施方面的融入之外，还有（可能更为重要）价值观的对接。最简单的说，是香港应如何了解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如何与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齐，并承担更高阶价值。
一直以来，香港特区是不需要负责军事和外交的，亦不用向中央政府缴纳税项。所以，香港的决策者往往在非经济问题上较少接触和思考，也比较少进行规划，特别是较长远的规划。现在开始进行的五年规划在这些方面对特区政府来说，将会是新的开始和尝试。
无论香港人喜不喜欢，在今天的世界中，重要的整体规划必须将地缘政治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在万变多端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特别当我们进入了一个多极世界的时候，它将会更加复杂和不确定。中国在全球的角色亦会不断改变，并且大概日加重要，需要考虑的问题亦会更多。这些考虑对于香港五年规划的工作亦会创造不少挑战。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金融、经济这些一直以来香港的强项当然非常重要，但这只是所有考虑的一部分。科技、安全、治理、环境等亦同样是重要的考虑。而且，不少议题是需要较长期规划和部署的。对习惯以金融、经济议题为重点，并以短期目标为主的香港决策者，在五年规划中，他们亦需要在思维方式上作出调整。
战略思维提升的机会
我在 2026 年 4 月 9 日于灼见名家所发表的《战略思维对香港的重要性》（按此）中曾经提出，战略规划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战略思维的建设，特别是跨领域的综合思考能力。今天，香港的官员习惯和擅长以各自领域为单位进行工作，较少进行综合性和从上而下的战略思考。五年规划将会是培养香港官员建立这种思维能力的好机会。我不期望香港官员在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因一次规划便突飞猛进。每件事必须有它的起步点，今天开始了，将来可以持续改进。
港府可不可以向内地方政府学习如何进行多方面、多部门协作的整体战略规划，以及在以后执行上进行监督？我认为是可以的。内地在推动一些重要产业和重大项目时，往往由较高层次进行统筹，并成立 “专班” 具体推进，通过项目清单、现场调度和问题分级处理，将科技、财政、土地、人才等不同部门协调起来。遇到跨部门甚至跨地区的问题，亦会通过相应的协调机制解决。规划之后还有持续的监督和反馈，并随着实际情况不断滚动调整。香港当然不需要照搬内地的模式，但这种从规划、协调、执行到反馈调整的整体思维，是值得香港学习的。
对香港来说，五年规划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代表了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官员，必须从更宏观的角度、以全球视野、从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看问题。香港官员将会逐渐熟悉如何建立大局观，从上而下，而又从下而上，周而复始地思考和琢磨问题。当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官员，在战略思维上有所跃迁，人的素质有所进步，香港的综合竞争力亦将会大大提升。
香港不会 “玩完”，会变成一个 “新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