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荣教授：本地精英是革新香港的关键

香港正着手起草首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份历史性的蓝图，旨在规划城市的长远发展，同时正视旧经济的局限。关于治理改革与战略转型的讨论已经不少，鲜被提及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进程背后的设计者：香港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抉择，将决定这座城市能否自我革新。

数十年来，香港的精英架构善于在传统支柱产业，如金融、贸易、物流与房地产等领域，取得最大回报。随着全球经济转向高科技与深度创新，这些旧有引擎正面临愈来愈严峻的结构性阻力。要驾驭这场转型，香港更需要一次深刻的「权力转移」，对商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以及学术界的心态、激励机制与风险偏好进行系统性的重塑。

香港的经济史表明，精英的适应能力一直是结构性转型的关键。在每个关键时刻，移民浪潮重塑了城市的精英架构，成为经济重生的催化剂。

1949年之后出现的三大移民潮，第一波出现在内战结束后，由南下的「上海帮」引领。他们在近代上海工业化的进程中磨练出管理现代工厂的能力，带来资本与技术，并在香港战后经济起飞中主导纺织与航运两大命脉。代表人物如陈廷骅（南丰纺织）、唐翔千（半岛针织）、曹光彪（永新企业、后创办港龙航空），以及航运界的包玉刚（环球航运）、董浩云（东方海外），奠定了香港成为全球制造与航运中心的基础。

第二波浪潮跨越1960至1970年代，带来近百万广东移民。虽然他们并非以精英身份抵港，但这些劳动力支撑了香港制造和出口奇迹。这表明，精英主导的「价值创造」须构建一个可以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群体的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早在1949年前已抵港的广东移民，随着香港经济重心开始转向地产与金融，亦全面崛起。以李嘉诚（潮州籍）、李兆基（顺德籍）、郑裕彤（顺德籍）为代表的本土大亨，在80年代后成为香港商界的主力，标志着精英架构的又一次重塑。

如今，香港正经历第三波浪潮，由内地专业人士、富裕家族与全球人才推动。他们带来技术素养与风险资本，正是建设「北部都会区」所需的要素。大量高才、优才和专才涌入，也使国际学校和私校一位难求。然而，移民本身并不能决定城市命运，只有当制度性激励能积极奖励创新，而非固守传统财富的避风港时，这股新力量才能推动香港迈向高科技未来。

每一波浪潮都彰显香港凤凰涅盘般的韧性。真正的竞争优势从来不是静态的基础设施，而是在危机中重塑领导架构的能力。问题的核心是：香港的精英结构会否迎头拥抱高科技范式变革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北部都会区」被寄望为香港未来的硅谷引擎，若仍以旧有思维视之，将难以突破。香港的传统商业模式擅长土地开发、资本杠杆与长期持有，这在过去曾带来稳定与繁荣。然而，高科技研发需要高风险投资与长周期孵化，失败率远高于传统行业。制度设计与市场惯性共同塑造了低风险偏好，使整个生态的创新动能不足。若要推动新一代产业，香港必须调整这种价值体系，让资本更愿意承担风险，支持长周期的创新。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香港过去数十年的成功路径本身构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土地财政与金融中介带来稳定回报，几代商业精英在此基础上建立庞大版图，而官僚精英的考核亦围绕土地与金融展开，形成利益高度耦合的死循环。若缺乏对精英激励机制的根本性重构，北部都会区将面临三重风险。

其一，「地产化」，发展商囤地待价，而非投入研发孵化，因为土地升值的确定性远高于科技投资；

其二，「空心化」，即便建成现代化设施，若缺乏风险资本、创业文化与人才聚集，只会沦为跨国公司总部的延伸，而非本土创新的源头；

其三，「边缘化」，在大湾区内，若深圳、广州持续加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而香港仍停留于低风险赛道，其战略地位将被稀释，最终损害全体精英的长期利益。

新加坡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精英质量指数」（Elite Quality Index）中长期位居前列。该指数并非衡量精英累积多少财富，而是聚焦于其商业模式是否能为国家增值，换言之，关注的是精英究竟在「创造价值」还是「攫取价值」。

这一标准下，新加坡脱颖而出，其精英积极投身先进制造、深科技与生物医药等。政府透过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平台，与私营部门共同承担风险，把国家资本配置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领域。其激励机制不仅衡量短期利润，更重视对国家长期竞争力的贡献，使商业领袖愿意接受「十年磨一剑」的创新周期。这正是制度设计与激励架构的成果。

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真正意义，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科技园区，更是香港新旧精英架构交替的考场。香港若要释放其创新潜能，不能简单复制过去的成功，必须主动进行制度革新。成败的关键在于香港的商业、政府与学术精英是否愿意拥抱不同的创新逻辑。唯有如此，北部都会区才能超越「又一个新市镇」的定位，成为香港面向未来的科技引擎与精英转型的试金石。

要弥合创新缺口，香港的公共机构需要经历一次文化变革。目前，法定机构与公务员体系在保障制度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高度规避风险的环境中运作，个人风险回报并不对称：推动未经检验的科技政策，缺乏明显激励，而任何失败却容易受到审视，制度倾向于维持既有模式。若要建设真正的创新中心，公共机构需逐步从单纯的监管者，转变为战略风险的合作伙伴。

类似的不匹配，也存在于高等院校。香港的大学在全球排名和研究表现上成绩斐然，但制度设计未必能充分鼓励突破。升迁与资源分配偏重期刊引用和排名，而应用研究、跨学科合作与本地问题的解决则相对被低估。行政管理强调程序与成本控制，却缺乏对创新的积极支持。这种文化削弱了跨界创业与协作的动能，也限制了香港建设创新枢纽所需的思维模式。

精英质量指数联合创始人托马斯·卡萨斯·克莱特（Tomas Casas Klett）是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教授，7月来港时我们有过深度讨论。他表示，一个社会的活力不取决于积累的财富，而取决于精英的质量。高质量的精英通过创新与承担风险来扩大「经济蛋糕」；低质量的精英则固守「寻租」与垄断地位。这亦是香港必须正视的挑战。

要让「北部都会区」成为现实，并推动经济重心由传统支柱产业转向创新，香港必须通过三个具体步骤，重新调整商界、政府与学界精英的激励机制。

第一，重塑商业逻辑。政府在设计「北部都会区」的土地分配与发展政策时，应将土地获取直接与科技孵化的关键绩效指标、研发投入以及全球人才招聘挂钩。只有当「创造价值」能带来比单纯土地持有更高的回报，才能让私营部门将庞大的资本真正引导至科技创新，降低初创企业的门坎，令「北部都会区」真正成为创新中心。

第二，重构公共部门的绩效指标。 公共机构需要培养「计算风险」的文化。这可以透过引入「监管沙盒」，让公共部门在测试新技术时能减少政治风险的顾虑。同时，应建立灵活途径，让外部科技专业人士能进入政府中高层，为决策注入市场活力，打破制度惯性。

第三，重塑大学文化。 学术体系需要新的文化导向。大学各层级的领导者应具备远见与担当，推动文化更新，逐步摆脱根深蒂固的习惯，为创新创造空间。资助与晋升标准则应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及其对政策、产业与社会的影响，并肯定每个人在制度惯性里推动改革的能力。

香港并不缺乏资本、人才或基础设施，缺的是对精英架构运作方式的有意识转变。唯有重塑资本、权力与知识创造力的制度逻辑，香港的精英才能摆脱寻租心态，敢于承担可控风险，推动创新。这正是确保下一代繁荣所必须的「权力转移」。